国家课程申报项目课程整体设计介绍课件.ppt

1、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一、教学目的与要求：一、教学目的与要求：1、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的作用2、资治通鉴中民本管理的内涵二、教学重、难点：二、教学重、难点：资治通鉴中民本管理的内涵三、教学方法三、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分析法四、教学课时：四、教学课时：2课时五、教学内容五、教学内容 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导入新课：导入新课：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创始于西周初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周公旦时代，后经春秋战国时期及历代封建王朝一系列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发展，其内涵更加丰富，其外延更加宽广。它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精华之一，熏陶了一批又一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饱受儒学传统文化浸淫的司马光汲取了前人民本思想中的养料，形成了自己较为完整的民本思想，构成了他治国思想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一）重民思想重民，是民本思想的逻辑起点。孔、孟、荀、贾谊等思想家对民的地位和作用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司马光继承了先贤的重民思想，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以及后来的农民大起义中，民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先哲们对民的地位与作用的思考。孔子在其思想体系中明确地把民的重要性放在首位。论语尧曰中说“所重：民、食、丧、祭”，认为民是第一位的。他主张统治者要重民：“使民如承大祭。”孟子在一定程度上看

3、到了民的巨大力量，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看法。作为先秦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荀子，曾把君与民的关系比做舟与水的关系，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秦朝在农民革命风暴打击下，土崩瓦解。汉初统治者进一步看到民众中所蕴藏的巨大力量，更加充分认识了民为邦本的意义所在。汉初著名的政论家贾宜认为，政以民为本，君主、官吏都以民为本，民意不可欺，民意不可辱；否则，与民为敌，民必胜利。司马光认为，国家必须以民为本，百姓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国以民为本”，“民者，国之堂基也”。在评价商鞅不废徙木之赏以示信一事说：“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

4、以守国”此段文字，司马光虽是强调统治者要昭大信于天下，但着眼点恐怕还是在于“国保于民”，“非民无以守国”。即国依民存在，国之休戚系于民。民的作用是臣大的，欺骗民意，会造成“上下离心，以致于败”巧鼢的结局。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与信任。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二）民心向背决定政治兴亡自古以来，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民心向背与国家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孟子在总结商汤、文王之所以兴，夏桀、商纣之所以亡时，说：“桀纣之所以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者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记载了大量史实

5、来说明民心向背与政治兴亡的联系。凡是治世都是得民心的，能得到百姓拥护的。如刘备之所以据蜀而鼎立天下，是因为他弃城而不弃民，面对曹操的追兵不忍心弃民而去。凡乱世都是因统治者视百姓如草芥而失民心，导致邦覆国灭。如南北朝齐东昏侯“作芳乐苑，山石皆涂以五彩。望民家有好树，则毁墙拆屋而徙之。”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司光强调，“为政在顺民心，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则何患号令不行，民心不附，国家不荣哉。”在资治通鉴的“臣光曰”中司马光在评论刘裕伐南燕屠广固和苻坚宠秩慕容评两事，旗帜鲜明地指出；失去了民心，其后果不堪设想。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1、失去民心，不能完成统一大业。义熙五年(4

6、40年)四月，刘裕率东晋之师北伐南燕。广固之役，遇到了顽强抵抗，付出了一定代价，才灭亡南燕。刘裕对广固顽守难下忿恨于怀，欲尽坑杀之，以其妻女赏给将士。韩范苦谏，说敌对双方各自尽力，是应该谅解的，如果尽坑杀之，就难得北方人心。刘裕口头答应，“然犹斩杀王公以下三千人，没人家口万余，夷其城隍”，斩了南燕主慕容超。司马光批评说：当动乱之际，刘裕应该“旌礼贤俊，慰抚疲民，宣恺悌之风，涤残秽之政”，以争取民心，而“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这是虽有“智勇而无仁义”，不能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原因。在此，司马光反对以残暴发泄私忿，强调以仁义争取民心。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2、失去民心导致国家的覆亡。慕容评是前

7、燕的大奸“蔽君专政，忌贤疾功，愚暗贪虐以丧国”，自己也当了俘虏。慕容垂向秦王苻坚建议杀了这个恶人。苻坚却任命他为范阳太守。司马光对此发表了评论：古时候，灭掉别国，而使得人民高兴，是在于“为人除害”。对待慕容评这样一个大奸大恶之徒，不行正法，反而宠秩之，这是“爱一人而不爱一国之人，其失人心多矣!”这话很正确，爱了一个慕容评，实际上是不爱前秦和前燕之人，自然要失去很多民心。又说：“是以施恩于人而莫知恩，尽诚于人而人莫尽诚”，终于导致失败，就在于不懂得用人之道。施恩和尽诚于恶人，自然会使众人得到恩与诚。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三）宽民恤民在封建社会中，百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春耕夏耘秋收冬

8、藏，一年辛苦到头，往往是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百姓生活的困苦，在于封建赋税力役的繁重。在生活不下去的情况下，百姓们往往奋起反抗。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出发，许多思想家要求统治者宽民恤民。宽民、恤民就是要做到剥削有度，反对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如孔子认为“宽则得众”。孟子强调统治者应当“省刑罚，薄税敛”。董仲舒主张统治者“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司马光通过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来表达其宽民恤民思想的。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l、同情和理解农民的悲苦境遇。司马光同其他封建史学家一样，在他的笔下，起义的农民都是“盗贼”。但是司马光对于这些苦难深重的农民，表示颇多的同情与理解。对于农民起义的原因

9、，司马光认为是封建统治者“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使百姓疲敝。”在资治通鉴正文中，司马光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把人民生活情况，人民反抗封压迫与剥削的起义和战争作了详细的记录，反映得也比较真实。比如通鉴称陈胜、吴广起义为“起义”，认为是“因天下之愁怨”而发。赤眉、绿林起义称“以饥寒穷愁起”。对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采用郎中张钧之说“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议谋不轨”。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特别是对唐末声势浩大的黄巢起义，广引杂史，删订正史，把起义军转战南北，历时十年，队伍发展到上百万之众，打得唐王朝遍体鳞伤，逼得唐朝皇帝狼狈逃离京城长安，避难西蜀的具体情况，作了逼真生动的描述

10、。同时，对唐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也作了相当深入的揭发。如通签记僖宗元年黄巢、王先芝起义说：“上年少，政在臣，南衙北司互相矛盾，懿宗以来，奢侈日甚，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抗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孙又如唐僖宗广明元年(880)七月记载“黄巢自采石渡江罔天长、六合”之下说：“(高骈)畏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这是司马光用考异法把正史材料与唐末见闻录等野史记载比较异同后，对唐王朝一向依任，掌握地方军、政、财权的高骈进行了富有讽刺意昧的揭发。以后起义军胜利进军中原，连克两京，农民起义军建权于长安。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 通鉴描述其进入洛阳说：“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

11、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黄巢军进入唐都长安，更是浩浩荡荡，“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于霸，卜。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蕈塞涂，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日：黄壬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尔营，汝曹但安居无恐”。这样，一方面对唐王朝的腐败无能作了无情的揭露，另一方而对农民军的所为作了如实的记载。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2、主张安抚起义农民。司马光很欣赏汉光武帝刘秀命冯异取关中的做法。两汉之际关中大乱，你争我夺，生灵涂炭。乱世的人们企盼安定生活。光武帝令冯异讨取关中，亲自送行嘱咐冯异，关中乱了多时，

12、生民苦难不堪。前去讨取，要善于对付投降者，令乱者归田务农，不能让诸将掳掠，不能害百姓，“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冯异照办，进取顺利。司马光说：“昔周人颂武王之德日：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志在布陈威德安民而已。观光武之取关中，用此道也，岂不美哉!”司马光认为招抚比屠杀好多了。诚然，我们应当承认，光武帝、司马光他们的阶级本质和历史局限性。但是，对农民起义，采用血腥屠杀，而是导之归农，是适应人心和历史发展要求的。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3、宽恤普天之民，非一家一户之民。在评价唐德宗复赵光奇家时，司马光提出了这个看法。贞元三年(787年)，是最为丰稔的年岁，德宗下诏和籴。

13、十二月，德宗游猎进入百姓赵光奇家，听列赵光奇诉苦：官府苛剥丁民者多，百姓愁苦，“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德宗听后，命令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税。对于德宗的行为，司光发表了自己看法，认为唐德宗能到农民家里，正好赵光奇也敢于诉说民间疾苦，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唐德宗应当以此为契机，严惩那些抵制诏令、横征暴敛、浮夸不实、残害百姓的官吏，改革弊政。可是德宗并没有这样做，仅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役，“夫以四海之大，兆民之广。，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赋役乎?”赵光奇一家的悲苦，是广大农民所共有的，知道他家的情况，只是免除了他一家的赋役是不能解决问题。唐德宗坐失千载难逢的良机，漠视广大农民的疾苦而无动于

14、衷，对这样一个昏君，司马光喟然长叹道：“甚矣，唐德宗之难寐也!”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四）保民爱民爱民保民的思想由来已久。远在殷周之际的周公提出了保民的思想。他认为小邦周能取代大邦商，原因在于商不保民遭到了人民的反对，而周保民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因而，周公认为，要永承天命，就必须永保民，关心和爱护人民，“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永保民。孔、孟、苟等人继承了周公的保民思想，并对其进行了发挥和深华。孔子从他的仁政思想出发，提倡“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子的爱民思想很有特色，要求统治者与民同乐。他指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后

15、不正者，未之有也。”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荀子对爱民思想又进行了发挥，提出“尊君爱民”，“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观点。他说：“故有社稷者，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为亲爱己，不可得也。”司马光继承先贤们的爱民保民思想，并将其作为评价一个封建政治家是否“仁”的重要标准。如在资治通鉴卷六六中，司马光认为荀彧仁于管仲：“孔子之言仁也重矣 而独称管仲之仁，岂非以其辅佐齐桓，大济生民乎?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皆非汉有。荀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天下而有其八，其功义在管仲之后乎?”按照司马光来看，荀彧：

16、二于管仲，其原因在于荀彧辅佐曹操统一北方，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使生灵免遭涂炭，“大济生民”。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又如，司马光针对后周世宗柴荣毁佛像以利国用一事，认为周世宗是“仁”、“明”之君。后周世宗时，官府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佛像，流通领域缺钱使用。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9)九月下令，除必要的军器、民具留用外，其余佛像等，五十门交到官府，给予报酬，违者处罚。他说：不必怀疑佛像。铜像小等于佛，“佛以善道化人”，在于“利入”，连其头目都可以舍以布施，如果“朕身可以济民亦所非惜。”司马光对此大加赞扬，说：“若世宗可谓仁矣，不爱身而爱其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第五讲资

17、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五）利民富民物质财富是君国社稷的基础。民是社稷的财富之源。国家之财，皆出之于民；君之所用，皆民之所供。民是国家须臾不可失去的生存条件。民安则国安，民乱则国乱。民或安或乱，并非事出无因，而是取决于经济状况的好坏。民富则安，民贫则乱，物质利益决定一切。安民之要在于“富民”。当然，这种富民并不是要使民真正富裕起来，而是使民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维持最低的生活保障。先秦的思想家们对于“富民”，这一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孔子是主张富民的：“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管子一书的作者将“富民”作为治

18、国施政的根本之道；“凡治国，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孟子看到了经济生活状况对于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也。”因而提出“富民”的具体目标为民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的恒产。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司马光发挥了孔孟等人的“富民”思想，主张“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在“富民”问题上，司马光强调了义与利的一致性。孟子回答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强调以仁义为要，不能以“利”为先。子思回答孟子问“牧民之道”，强调为政要讲仁义，以利民为大。司马光对此二事评论说：“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

19、孟子对梁惠王直以仁义，而为及利者，所与言人之异故也。对好利之人，应当强调“仁义”的重要性，不能好利忘义。而探讨施政与牧民的方针时，要懂得只宣言仁义是欺世愚民之举，讲仁义就得利民：如果不利民，无什么仁义可言。总的来说，司马光在史论中民本思想，主要包括内在逻辑性极强的三个层次。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首先是回答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其次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很重要，必须争取民的支持。要争取民的支持，其关键在于争取民心。第三，怎样争取民心。包括宽民恤民，保民爱民，富民利民几个方面。这几个层次是环环相扣、紧密相连、浑然一体的。当然，由于资治通鉴选材和体例的限制，司马光不可能在史论中

20、纵横捭阖，系统阐述其民本思想，而只得将其民本思想倾注于史论中。故而，每一个层次的内部不可能论述得很系统、很充分。对于司马光的民本思想，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呢?第五讲资治通鉴中的民本管理思想邵勤先生在析“民本”对先秦至西汉“民本”思想的考察一文中对民本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这个评价同样适应于对司马光民本思想的评价。他认为：民本思想以剥削民为前提，以维护君为目的，而且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剥削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民本论者反对急政暴虐，有其真实的动机并非欺人耳目。另一方面，这只不过是为了给民一线生机，以保证剥削阶级生存的前提。民本思想实际上是一种调节理论。民本理论试图以保证民的必要劳动来将君民矛盾调节在一定范围内，维护君民统一体。这种认识有符合客观规律的一面。就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实际效果来看，也是积极的。但民本思想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