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福利经济学及其福利思想合集课件.ppt

1、第四章福利经济学及其福利思想第四章福利经济学及其福利思想第一节 福利经济学的内涵和基本概念 在一定价值判断的前提下，如何使国家实现社会福利？个人福利社会福利公共选择社会政策 1、福利和效用的基本内涵 个人福利：客观上是收入和财富的度量 主观上代表了效用的评价 个人福利最大化体现了个人主观效用的总和，以及投入与回报的均衡关系 社会福利是制度安排下的社会利益分配，依赖社会选择和政策实施 效用的测定 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 消费者剩余 2、个人利益与社会选择 古典经济学对利己与利他结合的要求 功利主义对共同利益的肯定 社会选择的含义 3、福利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 资源配置的效率福利的界定与分配的方式

2、帕累托最优的标准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充分竞争、非信息不对称、非外部性，市场资源配置能达帕累托均衡，即稀缺资源分配的效率 第一定理肯定自由竞争和自利行为，强调市场作用，但这种模式并非社会福利最大 第二定理：某些资源初始总量通过政府的再分配，能实现市场资源的效率最大化第二节 早期的福利经济学 1、福利经济学的起源 2、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及其发展 庇古首先讨论了“福利”的定义，他认为福利所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并提出了与福利的定义相关的两个命题，“第一，福利的性质是一种意识状态，或许是意识状态之间的关系；第二，福利可以在或大或小的范畴内产生。”根据第一个命题，福利是一个人的主观感受，来自于满足和不

3、满足的个人体验，根据第二个命题，庇古又将福利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广义的福利即社会福利，另一是狭义的福利即经济福利。广义的福利既包括对财物的占有而带来的满足，也包括其他因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带来的满足。影响福利的复杂原因影响福利的复杂原因 庇古认为，对可能影响福利的所有原因进行广泛的探究，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实际上很难实行。于是，庇古将其研究的范围限制在“能够直接或间接与货币这一测量尺度有关的那部分社会福利。这部分福利可以被称为经济福利。”并且指出，“经济福利是经济学科的主要内容。本书的目的即是研究在实际现代社会中，对经济福利发生影响的某些重要原因。”经济福利的衡量 他指出：“经济福利在很大

4、程度上会受到（1）国民所得的数量和（2）国民所得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方式的影响。”庇古认为：“经济福利和国民所得这两个概念是对等的，因此，对他们之中任何一个概念的内容的叙述，也就是对另一个概念的内容的相应的叙述。”那么国民收入的大小自然也就意味着经济福利的大小。庇古指出，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可以通过简单加总个人的经济福利得出，并用一国国民收入来表示全社会的经济福利。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 他认为，一个人的收入愈多，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愈小；反之，收入愈少，则其边际效用就愈大。庇古指出在特定条件下更大的收入公平能够提高经济福利，他说：“我们不要忘记，任何人在任何时期享有的经济福利

5、都取决于他消耗的收入，而不是取决于他得到的收入；一个人愈富有，他消耗的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小 因此根据古老的效用递减规律，无疑可以得到以下命题：任何使穷人手中实际收入的绝对份额增加的因素，只要从任何角度看不导致国民所得缩减，一般来说就增加经济福利。”实现收入的合理分配 他认为，从富人那里转移收入，可分为自愿转移和强制转移。自愿转移是富人自愿拿出一部分收入为穷人举办一些例如娱乐、教育、保健等福利等业，或科学和文化机构。而强制转移主要指政府通过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对于向穷人转移收入，庇古认为也可通过两条途径：一种是直接转移，例如举办一些社会保险或社会服务设施；另一种是间接的转移，例

6、如对于穷人生活必需品提供补贴，为失业工人提供培训，向穷人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等。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他指出，私人边际成本是生产额外一单位产品或服务生产者承担的成本；社会边际成本是这一单位额外产品或服务使得社会承担的成本。私人边际收益是额外一单位产品或服务给买者带来的满足程度的增加；社会边际收益是这一单位额外的产品或服务给社会带来满足程度的增加。私人（社会）净边际产品和私人（社会）净边际产品 私人净边际产品是“任何用途或地方的资源边际增量带来的有形物品或客观服务的净产品总和中的这样一部分，该部分首先由资源的投资人所获得。”社会净边际产品则是“任何用途

7、或地方的资源边际增量带来的有形物品或客观服务的净产品总和，而不管这种产品的每一部分被谁获得。”私人净边际产品的价值“就是私人净边际产品在市场上所值的货币总额。”社会净边际产品的价值则是“社会净边际产品在市场上所值的货币总额。”实现福利最大化实现福利最大化 由于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可能发生背离，即“在某些情况下，私人净边际产品可能大于、等于或者小于社会净边际产品，”所以，个体、单位最大化的决策行为并不一定能使得社会总福利最大。庇古认为，当私人净边际产值和社会净边际产值发生背离时，应该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实现私人成本（收益）和社会成本（收益）的趋同，具体的措施是通过使用税收、补贴或法律管

8、制的方法。庇古在继承和发展以往经济学家关于社会福利的相关思想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福利的类型以及经济福利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解释了经济福利的衡量尺度以及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的关系，提出了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的途径以及政府在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中的作用。庇古以其对上述问题的系统论述而获得福利经济学之父的美誉。由于庇古及其以前的经济学家有关社会福利的思想基本上是建立在基数效用理论基础上，这一时期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为旧福利经济学。庇古福利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 对基数效用论的争议：第一、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不能用基数来度量；第二、人际间效用的不可比性，不同人的效用评价是不能比较的；第三、寻求普遍适用的基数效

9、用的度量单位是困难的；第四、就收入在富人与穷人之间进行转移所实现的正义人们有保留意见。第三节新福利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家把本世纪30年代以后在批判庇古福利经济学建立起来的福利经济学称为新福利经济学。1932年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L.C.Robbins）发表了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评。1939年卡尔多（N.Kaldor）发表了经济学的福利命题和个人间的效用比较，将帕雷托的系数边际效用价值论引入福利经济学，并把帕雷托提出的社会经济最大化的新标准帕雷托最佳准则作为福利经济学的出发点。随后，卡尔多、希克斯、伯格森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对帕雷托最佳准则作了多方面的修正和发展，并提出

10、了补偿原则论和社会福利函数论，创立了新福利经济学。卡尔多、希克斯的补偿原则，是指某一经济变动虽然有受益者和受损者，如果受益者给予受损者以补偿，使得受损者也接受这一变化，那么这一经济变化就意味着社会经济状态的增进。伯格森和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是采用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来确定帕雷托最佳状态的最大值，其值由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的切点所确定。新福利经济学的改进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该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新福利经济学的改进体现在：第一、使用“序数效用论”、“无差异曲线”等方法，在微观经济学中对福利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丰富了旧福利经济学中

11、对福利和效用的解释；第二、发展了“最适度原理”，认为交换的最适度条件就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交易双方通过交换而使彼此得到最大满足的条件；而生产的最适度条件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要素最有效进行配置，从而使产品最有效地生产出来所必需的条件；第四、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主张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不赞成补偿原理，认为福利最大化应该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第五、突出福利的主观和相对色彩，认为个人收入与福利并无直接联系，而人的福利欲望也是无法满足的，否定收入均等化措施。阿罗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学家阿罗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其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

12、人价值一书中，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阿罗定理在福利经济学中被称作“不可能定理”，他证明了不可能从个人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也就是不可能得出包括社会经济所有方面的社会福利函数。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冲击，更重要的是，围绕这一定理，一个新的领域社会选择理论发展起来了。阿玛蒂亚森的贡献西方福利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起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阿玛蒂亚。森的研究成果为标志。森等人的研究成果揭示了阿罗不可能定理存在的原因，他们指出

13、，这一定理只适用于投票式的集体选择规则，该规则无法揭示出人际效用比较的信息，而阿罗式的社会福利函数实际上也排除了其他类型的集体选择规则，因此不可能性的结果是必然的。采用序数效用的新福利经济学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而阿罗正好揭示了这一缺陷。而使用基数效用却可以获得人际间比较方面的充分信息，从而可以得出一定的社会秩序。向效（功）用主义和基数效用理论的回归趋势是新福利经济学最近的发展主流，福利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以森在1998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为重要标志。第四节福利经济学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福利经济学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决策，尤其是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制度安排有明显的影响；第二、福利经济学对民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相关研究拓宽了人们对社会福利的认识；第三、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了政府和学界对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深入认识；第四、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使得人们更日益重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质量与公平问题，认识到不同经济政策中存在的伦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