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学（第二版）》课件第十章.pptx

1、下篇下篇第十章第十二章第十章第十二章下 篇 理 论 地 图议 题 管 理、意 见 领 袖 与 人 际 网 络第一节议题管理第二节意见领袖第三节人际网络第一节议题管理一议题与议题管理二议题管理模式一在公关领域，议题（）与一般的议程（）或问题（）不同，是指那些因关涉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而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希斯认为，议题是公共政策的前身，它围绕事实真相、价值观、政策和组织行为展开，当争论和冲突越来越复杂、剧烈，就可能需要通过立法或者修正公共政策加以解决。这一定义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议题产生于特定事实、价值之争，但根源是它关乎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这就决定了议题的两个重要属性：影响的广泛性和利益相关者的

2、高度参与性.二是议题以争论、冲突的形态产生、发展和演变，最终促成公共政策或法案的制定、改善和优化。这就产生了两个新问题：议题与议题管理一（一）议题与危机既然议题表现为广泛的公共论争和冲突，那么议题与危机有何联系和区别？议题之争总是潜藏着危机的种子，危机也总是表现为议题之争。议题的分类并无确定、统一的标准，较为常见的划分依据是议题的内容：普遍性议题，即能够引起公众普遍关心的议题，诸如环境保护、教育改革、经济增长、政治选举等议题；倡导性议题，即关涉公共利益、具有特定倡议、鼓吹价值的议题，诸如种族平等、关爱妇婴、节能减排等议题；局部或专业性议题，即社会子系统或者特定专业领域内的议题，诸如外贸纷争、退

3、伍军人安置、转基因等议题。议题与议题管理一（二）议题管理与公共管理既然议题最终指向公共政策和法案的调整，那么议题管理与公共管理有何联系和区别？这就要求导入议题管理的概念：年，美国公关学者查斯（）最早提出了议题管理的说法。他认为，社会议题虽然无法完全进行人为操纵，但是可以经由专业之管理程序加以控制和引导。年，图克（）、布鲁姆等人综合各家观点，对议题管理的功能做出了概括性描述：议题与议题管理一监测组织内部与外部环境，了解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价值观；预测、定位、分析和评判议题，排列议题优先顺序，洞察议题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对组织运作有何意涵；为组织决策提供支持，特别是在调整组织目标和政策方面，重视公

4、共利益，坚守社会伦理规范；将民意与政策议题整合为组织的策略性计划，拟定主动的回应策略，以降低风险、掌握机会；与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行充分沟通，以引领议题走向，形塑于组织有利的主流意见，阻止、触发或推动公共政策和法案的兴废。图克、布鲁姆、米勒之所以认为议题管理“超越”了公共关系，大抵基于如下两个考虑：第一，议题管理使组织的沟通管理职能超了“居间者”（）角色，而成为“问题解决者”（）。第二，在米勒等人看来，议题管理与组织的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的制定关联如此紧密，甚至是作为它们的一部分而存在，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公关范畴。议题与议题管理一一些学者认为议题管理应属于战略管理和战略传播的范畴，而不应屈居于

5、公关之下。所谓战略管理（）是指组织因应时势变化，规划、运用适宜的战略、模式和方法进行内部或外部管理，以促进管理效益最大化，“这既是技术也是艺术”。所谓战略传播（），即组织为实现特定战略利益，配置各种资源，向目标公众传递信息和意见的过程。“一般而言，战略传播以认知提升、形象塑造、身份建构、态度转变、价值认同、行为转化为战略目标。”战略传播服务于战略管理，而议题管理是战略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和职能。当然，也有学者反对这种划分和区分。本书第五章曾介绍，格鲁尼格认为公共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战略传播组织面向战略性公众的沟通管理，以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作为公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议题管理重要性的提升，恰恰是公

6、关走向组织战略决策中心的一个佐证，而不是与公关分道扬镳。议题与议题管理二所谓议题管理模式，是指基于议题的要素、内容、生命周期和应对方案构建的管理机制。此中最重要的是针对议题的生命周期，提出合理的响应或引导方案。议题管理模式的构建必须整合时间轴与响应内容两条主线，前者指向议题的客观发展过程，后者则反映当事主体对议题的主观干预。在时间轴上，我们同意前述“五阶段论”，并将之界定如下：初始期。议题如蚕中蛹，行将蜕变，唯有敏察大势又见微知著，方可循其行迹、相机而动。形成期。议题获得了更充分的传播势能和扩散条件，征兆已现，一触即发。社会对话或曰公共讨论期。议题进入公共舆论空间，多元利益主体展开讨论、辩论，

7、对当事主体形成舆论压力，甚或演化为危机。政策与法规形成期。议题引发政策变革或立法调整，若未能促成如是改变，将引爆舆论危机，威胁组织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持续影响与舆论结晶期。议题余波犹在，甚至反复无常，待舆论势能耗尽，终归尘埃落定。议题管理模式二议题演变处于不同周期，当事主体的管理任务和应对方案亦有所不同。一般而论，议题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议题识别与界定（）。即确认议题是否存在、理解其本质，并初步评估其影响。议题监测与分析（）。当事主体在此一阶段应回答以下问题：议题的发展趋势如何？媒体、意见领袖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议题介入的深度与广度如何？在事实层面，议题反映了何种权力和利益矛盾？在价值层面，议

8、题表征了哪些情感、伦理和信仰冲突？议题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为此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议题管理模式二议题管理目标及其优先性设定（）。基于议题界定和分析，当事主体提出议题管理目标，并对任务和方案的轻重缓急、先后远近进行排序。管理目标及其优先性的确立，决定了议题应对的观念、原则、方法和路径。议题管理策略的选择与执行（）。根据对议题的研判、管理目标及其优先性的设定，采取针对性策略响应和引导议题发展，以期促成改变，规避危机。政策与法规的形成和修正（）。基于公共讨论、主动响应和有效引导，与多元利益主体达成共识，调整、优化相关政策和法规。有效的议题管理以及由此带来的观念和体制变革，乃组织创新和社会进步的重要

9、动力。议题管理模式二以上五个议题发展阶段、五项议题响应任务，构成了复合型的议题管理模式。复合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对应关系。议题管理模式二（一）“初始识别”阶段议题是否会进一步扩大、蔓延，除事件本身的因素外，主要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变化：是否有更多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积极跟进？是否有意见领袖的关注和介入？在这一阶段，当事主体有两个策略选择：一是当机立断，掌握话语权，主动澄清那些未经证实的信息，控制、引领议题的发展方向；二是沉着冷静，避免小题大做，以“冷处理”方式淡化议题。二者皆要求当事主体准确识别、定义议题，同时基于有效的倾听和舆情监测做出判断。议题管理模式二（二）“形成监测”阶段此时，议题进入公共舆

10、论中心，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由于事件本身错综复杂，或者媒体、意见领袖、利益相关者涉入议题的角度千差万别，舆论场上嘈杂不堪、真伪难辨。卜正珉认为，议题管理者在这一阶段的理性选择主要包括：一是了解议题发生的诱因、背景，汇集议题相关的人、事、物、时、地等完整资讯。二是了解媒体报道的内容、篇幅、频次、视角和立场，分析媒体行为的动机和趋势。三是了解意见领袖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观点、态度和行为，研究他们背后的权力、利益关系。同时，当事主体亦应清醒地了解自己，即确认自身的底线和立场。议题管理模式二（三）“对话目标策略”阶段议题走出先前阶段的混沌不明，更多事实、更多意见摆在人们面前。此时，当事主体应尽力避免陷入

11、以下困境：事实讨论和意见竞争沦为立场之争，各方为反对而反对，为对抗而对抗；谣言泛滥，边缘议题那些与核心议题关联不大或不重要的议题占据注意力资源，并可能引发“次生危机”；触犯众怒或引发舆论的狂欢，透支信任和对话理性；卷入虚耗的、不以达成共识为目的的辩论。为此，当事主体应确定切实可行的议题管理目标和愿景，积极与各方对话，因应议题事实层面的冲突，也要挺进价值之境，建立信任、培养共识。议题管理模式二（四）“对策政策”阶段议题的逼迫情势达至顶峰，来龙去脉终于显现，各方意见开始汇流和分化，形成若干强势对立的“派别”。此间，议题的发展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各方坚决捍卫自身立场，导致前述的虚耗式对抗或破坏性对决

12、；二是各方回归情、理、法，通过对话谋求问题的解决。为了引导各方达成后一种可能性，当事主体大抵可以采取如下三种对策：一是与利益相关者有效对话，推动各方基于真相互通、利益互惠、真诚互信和价值共创，寻求认同、共识和承认；二是转移焦点，包括转移议题所涉及的人、事、物，转移责任归属，转换议题的解释框架；三是谋求第三方介入，搭建对话平台，谋求不“破”而“立”或者有“破”有“立”。议题管理模式二（五）“政策结晶”阶段经由先前的协商、对话，政策和法规的调整意愿在此一阶段得以落实。当事主体在这一阶段应诚心正意做出“整改”：一是评估、总结此次议题论争的经验和教训，在推出因应外部压力的新政策和法规的同时，于内部改造

13、治理结构，实现观念和制度创新；二是保持冷静头脑，紧密监测议题发展，谨防议题反复，避免再次“在同一地方摔倒”；三是结晶议题论争所激发的价值信念、意义，以实现真正的超越和升华。议题管理模式二落实上述模式，当事主体尚须遵循议题管理的基本原则。年，威尔逊（）提出要培育“公关新思维”，这些新思维被他称为“战略性社群合作模式”（）。该模式的五项主张同样适用于议题管理，并可视为议题管理的基本原则：要有长远愿景（），把握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潜在议题，并预先与目标对象建立关系；对所处的社群做出承诺（），并给社群带来利益；强调人的重要性（），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并信任、敬重部属；以合作方式解决问题（），强调整合

14、团队的智慧和力量；与所有公众建立关系（），并以平等、互信为准则，让所有人皆能获得满足。议题管理模式第二节意见领袖一意见领袖与多级传播二意见领袖的作用机制一意见领袖与多级传播年，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高德特（）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详述了他们有关意见领袖的研究成果。在全面追踪伊利县选民投票行为的过程中（个选民样本，次跟进式调查），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发现只有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因媒体报道而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大多数人则在事前就拿定了主意。原本打算为媒体“强大效果”搜集证据的拉扎斯菲尔德，却意外地发现了“有限效果论”的两组重要假设：一是既有倾向与选择性接触。人们在面对事物、议题时，总是抱持特定的先在倾向，

15、因此只会选择性地接触大众传播内容；在接触过程中，人们更愿意根据习惯和需求理解部分或者全部内容；对于理解的内容，人们则有意无意地选择性记忆或者遗忘。那么，除去个人自我因素，是谁在影响人们的既有倾向和选择性过程？二是二级传播与意见领袖。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根据调查结果提出，“大众传播媒介并没有直接左右选民投票意向，在说服公众改变态度方面，大众传播甚至还不如人际传播”。而在人际网络中，总是有少数人在向多数人施加影响，甚至能够左右多数人的选择，他们就是意见领袖。一意见领袖与多级传播“观点经常由媒体流向意见领袖，再经过意见领袖的过滤和加工，水平流向不太活跃的人群”。这就形成了“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的二

16、级传播过程。一意见领袖与多级传播在世纪五六十年代拉扎斯菲尔德重返他的社会学和行为科学领域后，卡兹和更多的学者一道将意见领袖研究推向深入。概括而言，持续大半个世纪的意见领袖研究大抵解决了如下五个问题：（一）意见领袖比群体其他成员更接近“高质信源”？一些学者的后续研究也证实，意见领袖对信源和信息往往更挑剔，更愿意接触那些高质、可靠的信息源。（二）意见领袖在群体内的活跃度较之其他成员更高？魏曼发现，在市民空间的信息流动中，经常存在大量“留白”，正是这些“留白”为意见领袖输出信息和观点、发挥自身影响力提供了极大可能性。意见领袖不但积极接触媒体信源，而且广泛开辟人际渠道，在“东奔西走”中实现信息扩散、关

17、系建构和自我满足。魏曼的“留白”概念填充了拉扎斯菲尔德理论的“留白”，它不但证明了意见领袖的广布性，而且深入意见领袖的人格机制解释其活跃度。意见领袖总是处于高度活跃状态，积极查证特定议题、事件的来龙去脉，力求做到对此无所不知，以赢得群体的承认、尊重和信服。一意见领袖与多级传播（三）意见领袖比群体其他成员拥有更高的政治、公共事务和社会议题参与度？年，布莱克（）提出要超越个人性格和人际网络研究意见领袖的“公共性”问题，强调在人口和社会整体（）中考察意见领袖的特征和属性。同样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布莱克发现意见领袖明显比一般群体成员拥有更高的政治和公共事务参与热情。他们总是持有公共的和私人的两种关心，

18、并试图把它们对应起来。一旦这种对应得以实现，意见领袖所谋求的自身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点”和“枢纽”地位便也得到巩固。（四）意见领袖是一种社会资本或者压力团体？年，布尔特（）进一步拓展布莱克有关意见领袖“公共参与”的观点，提出意见领袖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本，弥合社会系统的结构性漏洞（）。布尔特认为，任何社会都因地域、文化、传统和利益问题被切割为无数子系统、亚群体，而意见领袖不但对维系本群体的共识和稳定发挥作用，还能够跨越不同群体之间的结构性断裂、漏洞，进而将之整合为更大的、稳定的整体。一意见领袖与多级传播当布尔特将意见领袖的角色“抬升”至社会资本时，人们也意识到这一角色的另一属性压力团体。在复杂

19、、多变的社会现实中，赢得意见领袖进而赢得他的追随者固然是社会控制的良策，然而意见领袖的个人特质和社会角色决定了他往往是群体中最难以说服的对象。不仅如此，意见领袖还会代表、动员群体发起抗争，从而对特定组织形成压力。（五）基于以上四点，意见领袖是群体中的超级代表或者特殊阶级？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早就指出，意见领袖是“群体中人”，并无明显的外在于群体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才具备“天然的”接近性和可信性。意见领袖虽有其特殊气质和能力，但归根到底是“群体中人”，而非所谓“超级代表”或者“特殊阶级”。二意见领袖的作用机制以上考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意见领袖理论的流变，它们全部围绕两个问题展开：意见领袖是否存在？谁是

20、意见领袖？接下来，我们需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意见领袖如何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发挥作用？意见领袖的作用原理，拉扎斯菲尔德通过论述人际传播的特性加以解释：无目的性偶然性（）。人们总是出于特定目的收看电视上的政治演说，而面对面发生的政治对话则具有偶然性，人们并非有备而来，因而能够轻松、自愿地加入对话。消除抵抗的弹性（）。在人际对话中，人们总是有机会来消除误解，克服听者的心理抵制，而大众媒体则缺少这种弹性。信任（）。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可以根据既往经验、现实预期，甚至肢体语言来判断对方是否真诚，而大众媒体如报纸或广播不能提供这些暗示。忠诚度（）。大众媒体经常要靠观点来说服或改变受众的看法，但在人际传播中，即

21、使受众对某事并不了解，信任或忠诚也会直接导致行动。二意见领袖的作用机制年，罗杰斯和休梅克（）出版了创新的扩散一书，将“创新扩散”过程划分为五个显在环节：知晓（）、兴趣（）、评价（）、试用（）和采纳（）。罗杰斯和休梅克提出，大众媒体主要在“知晓”与“兴趣”环节上起作用，而其余环节则由人际影响主导。他们进一步将创新扩散的受众分为五类：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众（）、晚期大众（）和落后者（），并认为正是少数创新者像滚雪球一样推动“创新扩散”的发生。显然，罗杰斯和休梅克印证、细化了拉扎斯菲尔德的意见领袖假设。二意见领袖的作用机制“创新扩散”理论描绘了这样一幅人际交往图景：人与人的关系复杂如同

22、密集的蛛网，意见领袖立于“网”的中心；从大众媒体（或者其他信源）接受初始信息后，他们转身面向自己辐射的“圆”，将其理解后的信息传递给半径所及的追随者；周边的人也许刚好是另一些“网”的中心，他们再一次转身，信息由此实现多级扩散。二意见领袖的作用机制罗杰斯和休梅克并不满足于“创新扩散”过程的观察，而是试图深入解析信息流动的内在结构。他们提出了信息流（）和影响流（）两个假设，前者是指事实信息的传递过程，它的作用在于告知人们发生了什么；后者是指效果、影响形成和发散的过程，它的作用在于告知人们应该怎么办。信息流可以是“一级”的，即由传者直接流向受者；而“影响流”则是多级的，意见要在横向与纵向的多元、反复

23、建构中形成。在特罗达尔和范达姆看来，意见领袖在群体中的信息扩散实际上是“在相同议题背景下进行的对话，目的是为了事实确认与意见分享”。因此，意见领袖与群体一般成员之间存在多级、互动关系，信息扩散的路径应当是双向的。二意见领袖的作用机制二意见领袖的作用机制从拉扎斯菲尔德和 卡兹到罗杰斯和休梅克，再到特罗达尔和范达姆，从“两级、单向”范式到“多级、双向”范式，有关意见领袖作用原理的理论建构已近乎“圆满”。但是，这些先行者和他们的范式存在一个共同指向解析意见领袖与其所在群体的互动机制，而相对忽视了大众媒体（或其他信源）、意见领袖和一般受众三者之间文本结构的转换。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文本转换的角度对意

24、见领袖的作用机制做出补充探讨。从文本建构上看，意见领袖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在文本符号、文本意义、文本属性和文本流向等四个层面实现的转换：（一）符号系统的转换每一种传播形态都有与其属性相匹配的符号系统。在大众传播中，报刊利用文字、图片等符号传递信息；广播属于声音的媒介；电视则声像、图文并举；而互联网综合了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各种符号，但又不可取代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意见领袖与一般群体成员有着大体相同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有着共享的交流符号系统。在获取媒体和其他传者的信息后，意见领袖会通过群体中最便捷、最熟悉、最易达成理解的符号扩散信息。二意见领袖的作用机制（二）意义系统的转换意见领袖居于传者与受者意义

25、旋涡的中心。他们总是能够获取比一般群体成员更多的传者信息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和更全面的评价；同时，他们也能够掌握比传者更多的群体信息传者如果能对意见领袖善加利用，那么与群体有效对话便会实现。正是意见领袖的这一“中转”机制，使传者意义与受者意义汇流的广度和深度得以拓展。（三）信息属性的转换如前所述，罗杰斯将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的流动过程，抽象为信息流和影响流两个假设；传者经由大众媒体发出的事实信息可以直接呈现给受者，而评价性的意见信息则要经历多级、复杂的建构。对传者而言，意见信息的传输实质上面临着被遗忘、排拒、颠覆的风险。在年代后的相关研究中，曾有学者提出“作为媒体的意见领袖”（）概念，认为意见领袖是

26、传播系统中“创造性的补强媒体”。意见领袖的“补强”不是对媒体信息的简单延续，而是达成“事实”与“意见”的转换；不是对传者信息的全盘接受或否定，而是形成自己的意见再通过人际方式扩散给他人。二意见领袖的作用机制（四）传播流向的转换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一直因其单向性而遭人诟病，新兴的网络媒体也只是提供了双向互动的技术可能性。意见领袖正是实现上下、内外传通的双向、少数“把关人”。他们一方面对传者和媒体信息进行选择、判断和演绎，而后传达给所在群体；一方面对群体意见进行汇总、归纳和补充，而后反映给传者和媒体。这意味着意见领袖存在一种特殊潜质：实现单向传播向双向互动的转换。事实上，意见领袖未必通过表达

27、某种明确的观点来影响群体成员，而是借由提供解释框架引导人们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年，戈夫曼提出了社会信息产制和传播过程中的“框架”（）概念。二意见领袖的作用机制按照戈夫曼的定义，框架是符号交往论中的一个变量，是诠释的基模（），即理解社会行为、处理交往事务的一套原则。人们借由特定框架赋予情境以意义，因此框架实际上是人们对事件、资讯、议题的设定、感知、辨识和标示。而所谓基模，是指人类认知的心理结构，它决定人们“看到”什么、“忽视”什么，进而影响理解、记忆、解读和评价。从框架理论出发，“社会真实”自在人间，但“媒体议程”无以出之。随后，研究者们发现了“更大的真相”，除了媒体拥有自己的“框架”外，消息来

28、源、意见领袖也拥有强大的、层层叠叠的“筛子”。如此看来，框架是意义建构的依据、模版、原型和范式。消息来源或意见领袖将欲输出的意义框架化，“框现”了一些事实，同时也“框限”了另一些事实。“一系列的主流价值、信仰、仪式和制度过程，在精心的议题管理中系统、协调地运作，以为某些人的利益服务”。第三节人际网络一重返芝加哥学派二重振人际交往一重返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群先锋分子，最早系统地阐释了传播尤其是人际传播在历史、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对于芝加哥社会学家来说，传播是一个基本的人类过程”，“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年，芝加哥大学建立，来自耶鲁的古典语言学博士哈珀（）被任命为校长。斯莫尔的理想

29、是把兴起于德国的社会学引渡至美国，他在年创办了美国第一本社会学刊物 美国社会学学报，系统介绍了德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德国社会学开创者之一西梅尔（）成为芝加哥社会学系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与涂尔干不同，西梅尔更重视微观、局部甚至琐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更关心在难以把握的、令人目眩的整体“声色社会”中，个人的处境及其互动关系。一重返芝加哥学派西梅尔的理论主张多与传播问题有关：一是社会作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由个体之间的沟通、传播所构成的；二是人际传播及其对社会距离、社会关系的设定，是社会运行的基本过程；三是传播乃人之为人的基本需要，诸如建立友情和关系，实现占有和侵略，适应快速拼接、变动不居的社

30、会景象（），解释瞬间即至、不期而遇的外部刺激（，）；四是传播随时间变化而沉淀为持久、稳定的文化、规范和社会结构。西梅尔唤起了芝加哥社会学派对传播问题的重视。一重返芝加哥学派（一）沟通、社会与共同体在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中，杜威最为年长。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提出了对传播问题的核心主张：社会因传播而存在。杜威拒绝宽泛地谈论传播，他认为传播指向了人与人的关系，它的根本机制不能也不应该为技术所替代。具体而言，杜威对“蒸汽和电创造的宏大社会”非常不满，因为它带来了人与人的疏离和分裂，“不是一个共同体”。他开出的药方是，把人从技术生成的社会遮蔽中解放出来，而传播是重建共同体的基本途径。杜威不是只关心“大问

31、题”的哲学家，他曾专门投入到当时盛行的“（刺激）（反应）”模式研究中来。一重返芝加哥学派（二）自我、心灵与社会年，在杜威的邀请下，米德从密歇根大学迁往芝加哥大学。米德的理论也始自对本能心理学的批判。他认为除生物有机体的一般性反应外，人还会创造和使用有意义的符号。符号互动使人和动物发生分化：动物只能以无意义的姿态信号进行互动，而人则通过超越信号的符号彼此交往，特别是发展出了复杂、精致的符号系统语言。米德的学生布鲁默在解释老师的观点时说，符号互动是人类交往的独特属性，即人们不仅对彼此的行动做出反应，还理解或“确定”彼此的行动，这等于“在人类行动的刺激与反应之间插进了一个解释过程”。实际上，米德和布

32、鲁默揭示了人类传播的一个基本机制：无论传者怎样规划和实施“刺激”，都无法逾越或者避开受者的解释，尤其是人际间的符号互动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对后来的大众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传播效果的形成远非大众媒体广泛、同质化的信息覆盖那么简单。米德强调，如果符号和意义不能被分享和理解，那么互动就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而在较高层次则遭遇断裂；如果每人都视自己为特殊的个体，那么百分百的沟通是不可能的。一重返芝加哥学派米德的另一个贡献是发现“自我”，但是在“符号互动”思想的指引下，他并不打算在个体之内寻找“自我”的轨迹。在自我、心灵与社会一书中，米德将“自我”区分为“主我”和“客我”，前者被定义为个体要

33、对他者做出反应的冲动性趋势；后者则是他者在个体之内形成的投射。在米德看来，不存在天生完美的“自我”，也无法对之进行本能的塑造，“自我”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构建出来的。个体在靠近他者、被他者投射的过程中分享符号、解释意义，并将之内在化。米德将“自我”的形成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模仿阶段，即个体尝试扮演他者角色（），通过“换位”考察别人对自己的期待。二是游戏阶段，游戏的参与者可以“扮演”多个他者角色，并且把不同角色组织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参与者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将自己与周围人联系起来，从而步入最初的社会单位，建立“自我”的个性和价值。三是普遍化的他者（）阶段，即超越与特定人、群体的联系，按照一般的、普

34、遍的尺度和期待来调控自己的意识和行为。这些非人格化的一般尺度和期待，实际上就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共通的规范和标准。至此，“自我”融入社会，社会体现“自我”，“主我”“客我”各得其所。一重返芝加哥学派（三）“镜中我”与初级群体库利深受杜威影响，相信传播能够恢复现代社会的“共同体感”，他同时看好大众传播和人际互动两种力量，并因此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人际传播研究方面，库利贡献了两个著名概念：“镜中我”（）和“初级群体”。库利认为，人在与他者的交往中获得“自我”概念，同时也不断把“自我”延伸到各种群体中去。他人对我是面镜子，我对他人也是面镜子。那些维系人类整体的“共同的东西”，正是在彼此映照中得

35、以产生、凝聚和积淀。所谓初级群体，库利认为主要包括家庭、儿童游戏伙伴、邻里和社区。在这些初级群体中，人们通过直接、真诚、人性化的方式进行交往，了解群体规范和共同利益，培育友谊、同情心和整体信念。即使遭遇竞争、冲突和对立，人们也会因为“镜中之我”和彼此相连的人性而优先考虑群体理想、目标和利益。由此，个人主义的烈马，无论怎样狂野，都奔跑在群体共识的边界之内。一重返芝加哥学派库利把“初级群体”称为“人性的托儿所”。与米德相呼应，库利认为“人性并非生而有之，人在交往中获得人性，又因孤立而失去人性”。库利主张把人际传播的“镜中我”和初级群体机制放大，即让更大的会单位乃至整个社会结构都拥有共同的人性和理想

36、基础。而评判这一基础稳固性的最简单的标准是，人们是否愿意称自己所在的群体、社会为“我们”（）。“我们”意味着“自我”与他者亲密交往、和谐互动的整体性，同时也表征着群体、社会的共同意志和情感。（四）帕克与心灵的相遇帕克与库利同龄，做过记者、商人、公关经理和旅行家，继承了一笔足以“不为经济问题烦恼的财产”。年，他来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时，这家学术机构已经成为以传播研究而声名显赫的社会学重镇。帕克为这个重镇做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重返芝加哥学派一是延展了西梅尔等人对竞争、冲突、适应与同化等人际交往概念的研究，认为传播是“当心灵相遇时所发生的东西”。帕克提出，“传播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凭借这个

37、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定他人的态度和观点；凭借这个过程，人与人之间理性的和道德的秩序能够替代单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二是规划了传播研究的方向，提出了传播学至今仍处在探究之中的基本问题。年，帕克在侨民报刊及其管理一文中讨论了如下四个问题：大众媒体的内容如何影响公众舆论？大众媒体如何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大众媒体如何能够导致社会变革？人际网络如何与大众媒体相连接？这四个问题基本上勾勒了整个世纪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成为学界共同的发问方式。三是帕克贯彻并且集成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即强调经验主义取向，特别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二重振人际交往以下从技能、技巧与学理基础两个层面简

38、要介绍大半个世纪以来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人际传播研究成果：（一）人际传播的技能与技巧在技能、技巧层面，人际传播研究捆绑于人际关系分析之上，因其“有用性”而产生了难以计数、良莠不齐的“实践宝典”和学术论著。人的内心和人际关系是世上最难探测的两个对象，也因此具有最为广阔的探测空间。卡内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你不是一座孤岛！”他的主要观点包括：一是人际关系的基石何在？卡内基提出，人与人交往的基石在于诚信，因而要“储蓄六种情感存款”：了解别人、注意细节、信守承诺、开明期望、诚恳正直、勇于道歉。二是人际交往有哪些技巧？卡内基认为，人之为人最深层的动机是“渴望具有重要性”，这就决定了人际交往

39、的三个基本技巧：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给予真诚的赞赏和感谢；激发他人心中的渴望。二重振人际交往三是如何让别人喜欢你？在卡内基看来，引人瞩目不一定能交到朋友，关爱他人才能赢得友谊，因此要让他人喜欢你，必须做到：深切关心、经常微笑、记住对方的名字、认真聆听、寻找对方感兴趣的话题、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四是如何达成共识？卡内基说，你不能教人什么，你只能帮助他们去发现。通往共识之路并不复杂：以友善的态度开始，多让对方说话，不要轻易否定对方，如果自己错了就立即承认，换位思考，让对方觉得好主意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同情对方的难处，诉求更高动机，把你的想法戏剧化地表达出来，在必要的情况下提出挑战。五是如何向领导

40、提建议？卡内基认为要将谦卑原则贯彻到底在领导面前，面子和真理一样重要，因此要给足领导面子，嘉勉要诚挚，赞美要大方，用提问代替直接的要求，给他可以全力追求的愿景，先说自己错在哪里再批评别人，要给领导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时间。二重振人际交往（二）人际传播的学理基础在人际传播的学理基础建设上，学界呼应、拓展了芝加哥学派的“主我”“客我”“镜中我”和“初级群体”等概念。在对芝加哥学派的拓展上，理斯曼（）等人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提出了“自主的人”这一概念，替代早前的“符号互动的人”和“镜中的人”。与“主我”“客我”二分法不同，理斯曼等从三个向度理解自主的人：一是内在导向，即自我的形成由个体内在的动力所驱策。二

41、是他人导向，即个体导向的来源是其同侪群体，无论同侪群体中的他人是自己直接认识的，或通过朋友和大众传媒间接认识的。同侪群体发生变化，他人导向亦随之而变，但是关注他人的行为和期待，并将之内化的倾向一生不变。三是传承导向，即人必定从属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社会要求个体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方式，从而决定自己的命运；文化则为社会的统治和支配提供了道德、礼仪、惯例和宗教，个体于其中无所可逃。当然，传承导向也会因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而受到挑战和冲击。二重振人际交往上述三个导向交汇于个体人格，于相互竞争中安排人格秩序：极端内在导向者，可能是自大、孤独的人；极端他人导向者，可能是卑贱、孤独的

42、人；极端传承导向者，可能是保守、孤独的人。在理斯曼等看来，孤独注定是人性的因子，但个体和社会不应臣服于此，而要造就自主的人。自主的人要求个体妥善打理内在、他人和传承三个导向的关系，要求社会努力寻找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群体的去处。自年前后社会化媒体兴起以来，全球信息传播技术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互联网的核心价值由海量信息生产、沟通社会成员，转向重构社会关系、组织社会成员。在此背景下，公共关系的功能定位不仅要在传播层面从单向的信息发布走向双向对话，而且要实现“传播管理”与“关系管理”并重。传播管理以信息的生产、加工和传播为核心任务，关系管理则围绕关系的建立、维护和改善展开工作。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所

43、构建的社会关系正是筑基于人际关系网络。二重振人际交往以微博为例，在信息层面，微博对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整合，它所主导的是一种融合性的信息流；而在关系层面，微博用户和“粉丝”之间则生成了一种典型的关系共同体。在这两个层面的互动中，如果把信息传递譬喻为流水，那么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所构建的社会关系即为流水的管道网络。这昭显了一个新趋势：没关系，没传播。换言之，如果不建立、维护有效互动的人际关系网络，信息流动便失去了通畅的管道，很难到达终端并形成回流。更形象的说法是，如果传者未能将信息纳入特定的关系网络，也就成了泼在自己脚下的废水。这并不是说信息流完全被动地依附于“关系网”它自然也在介入和构建关系网，而是强调在二者系中，关系网具有基础性、优先性地位。事实上，这种基础性和优先性地位在新媒体时代的公共讨论和社会对话中已经全面显现。如前所述，互联网带来的变革不只是信息量的激增，更有旧关系的复活和新关系的创造。关系不仅承载信息，而且往往决定着信息的内容和样态。也正因为如此，公关在处理好信息流、影响流的同时，更应着力构建基于关系共同体考量的信息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12简述并评价议题管理模式。P204-209简述意见领袖的作用机制。P214-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