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君臣论治-新版课件.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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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贞观君臣论治贞观君臣论治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成成 荫荫 主讲主讲一、关于作者 袁枢,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死于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17岁入太学,33岁中进士。中进士后,袁枢开始编撰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宋史袁枢传记载他编撰的理由是:“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即袁枢在熟读资治通鉴的过程中感到困难,从而编写新书来解决这个问题。袁枢42岁出任严州(今浙江省桐庐县西北)教授(地方官学的学官,职责为教授儒家经典,负责组织考试,处罚违纪学生),这
2、一年是宋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当年他完成了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的定稿工作。w 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成书后,引起较大反响。据宋史卷389袁枢传记载:“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奏于上,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袁枢为人正直。他曾任国史院编修官,分修国史传记。北宋末年奸相章惇的子孙以同乡关系(章出生地为今福建),请为改写佳传,袁枢说:“子厚(注:章惇的字)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袁枢在史学上的地位在于,他是纪事本末体这种新史体的创始人,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是最早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二、关于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一)成书背景
3、袁枢本着和司马光同样的历史功利思想,素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也想从历史中寻求借鉴。资治通鉴尽管具有许多优点,但用编年体的形式写成,时间跨度大,内容宏富,不容易把握历史的源流本末。正因为资治通鉴有缺点,袁枢才有了进行发挥的空间。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的产生,纪事本末体的出现,应该说是史学体裁发展的时代需求。中国的史学体裁,在宋代以前主要有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三种。这三种体裁虽然各有所长,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原委及其经过情况不便于完整地加以叙述。简单地讲,例如编年体以年代为中心,常把一件事情隔开很多年叙述,即“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又把一件事
4、放在多人的纪传中,即“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典志体(唐代杜佑通典始创)以制度为中心,更不容易看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唐宋以后,随着文化的繁荣,历史著作积累更多,一般人都感到难以遍读。就算读了,也难于一览了然。因此,以记载事件始末为主的纪事本末体,终于应运而生。其实早在北魏,就有人作过尝试。贵族元晖集门客崔鸿等编写科录,这部上古至晋代的通史传说就是“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这是以事为纲的历史编写方式,可惜科录早佚。w(二)资治通鉴纪事本末的特点w1、编写方法 袁枢的写法是将资治通鉴的史料“区别门目,以类编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即依据资治通鉴的内容,总括成
5、239件事情,每事各立标题,详述事件的原委经过,按历史年代顺序,抄录资治通鉴原文。仍然起于“三家分晋”,止于“周世宗征淮南”,以类编纂成42卷。2、优点 具体来讲,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具有以下的主要优点:(1)完全以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的全过程来编写,使读者对历史事件的概貌很快就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增强了历史著作的表现力。即“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三征淮南,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通为一贯,前古之所未见也。”(2)编排史事具有灵活性,可以“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只取其中一部分,从而舍弃其余不相关的史事,使历史事件相对集中、突出,进而更好地体现
6、作者意图。史评家章学诚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文字比纪传体简略,记事比编年体明了,坚决取舍,体例灵活多变而神奇不定,这就是尚书的遗教)(3)能够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便于初学 清人闵萃详说:“顾古之为史,事简而易明,后世务多,记载弥繁。综一年之所聚,萃一人之所为,累纸盈寸,起讫未穷。且年不一事,事不一人,端绪既繁,引申非易。学者欲求一事之本末,自非博观强识,融会于中,有未易明其条理者矣。袁氏枢有见于此,乃作通鉴纪事本末,揭事为题,聚类而条分,首尾详备,巨细无遗,一变编年、纪传之例,而实会其通,诚记事之别格,而史学之捷径也。”过
7、去的编年体只能提供线的知识,纪传体只能提供面的知识,典志体和史评只能供给深入的知识,纪事本末体却能提供点的知识。研究历史,最好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深入。因为历史上各种现象都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关系,首先以了解具体事件入手,累积起来,就容易认识到事情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道理。例如五胡十六国的兴灭、五代十国的盛衰、唐帝国的建立与扩张,都是头绪很多的历史过程,在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中一时不容易搞清楚,而在通鉴纪事本末里,将相关历史事件一件一件叙述,既具体又完善,很快就能知道大概。正所谓“史无完史”,通鉴纪事本末也有自己的缺点。2、缺点 (1)取材大多抄录编年体或纪传体史
8、书,既不能代替原书,也不能作为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不足。(2)取材范围狭窄。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就比较少。然而田制、漕运、府兵以及礼乐历数、天文地理等重要内容,资治通鉴都有记载,可袁枢却一概弃而不取,不能不是个缺陷。至于袁枢所取资料,全是有关诸侯、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余史事,略而不书。所以清代人王介眉作补通鉴纪事本末,认为“建安之书,不言田制,则度(du)地居民之法亡(w);不言漕运,则凿渠引河之利塞;不言府兵,则耕牧战守之功隳”。(3)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勒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为是分事立目,以一事的起讫为宗,只
9、好将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单化、故事化,w因而不能反映历史发展的整体,当然也就很难据以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w讨论w一、唐太宗君臣讨论的问题有哪些?其参加者是谁?这些问题的答案分别是什么?效果又如何?w二、在此基础上,试归纳出唐太宗时期的执政特点。译 文 唐高祖武德九年冬十月丙午这天(这是按照年、时、月、日为序的纪年方式),唐太宗与大臣们讨论如何消除抢劫的强盗。有人请求用严酷的刑法来禁止强盗,唐太宗笑着对他说(哂,微笑,此有嘲笑之意):“老百姓成为强盗的原因是国家赋税徭役繁重、官吏贪污苛求,他们饥寒交迫,所以顾不得廉耻,铤而走险。我应当减少奢侈和浪费,降低赋税和徭役,选择任用廉洁奉公的官吏,这样一
10、来就会使老百姓达到温饱线以上的生活水准,自然就不会当强盗了,还用得着严刑峻法吗?(“衣食有余,富余不足”是古代的一种小康生活)”从此几年后,天下局势安定,路人不会将别人遗失在道路上的财物据为己有,民户的大门不用关闭,商人与旅客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野外露营借宿。唐太宗还曾经对亲近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而国家依靠老百姓。如果剥削(刻,剥削)老百姓来满足君主的需求,君主尽管过着富足的日子,国家却会灭亡。就好似割下自己身上的肉来充饥,肚子虽然一时填饱,人却死了。所以君主的忧患不是源于外部,而往往来自君主自身。君主欲望过度就会导致人力、物力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耗费巨大就会加重赋税的征收,赋税征收的加重使
11、得老百姓对国家产生怨恨,老百姓一旦怨恨国家,国家形势就会不稳定,进而君主就会亡国。我常常留心这个问题,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这段话体现了唐太宗的民这段话体现了唐太宗的民本思想。他意识到民众的支持本思想。他意识到民众的支持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政治资源;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政治资源;他关注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注他关注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注意尽可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意尽可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以求得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以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家的长治久安。唐太宗贞观元年春正月,唐太宗因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廉洁、公平、正直,把他提升为大理少卿(擢,指提升官职)。唐太宗因为候选官员往往假冒恩荫(即
12、资荫)身份,下令假冒恩荫身份的候选官员主动交代罪行,如果不主动交代罪行,将被处死。诏令发布不久,有假冒恩荫身份的候选官员被查明,唐太宗打算处以死刑。戴胄上奏说:“根据法律,应当判处流刑。”唐太宗生气地说:“你打算遵守法律,却要让我在天下人面前失去信用吗?(卿,对人表示亲热的称呼)”戴胄回答说:“皇帝发出诏令的依据是本人临时的心理状态;而法律却是国家用来向天下昭示信义的手段。陛下憎恨候选官员狡诈非常,所以才想处死他们。然而,知道处死他们的做法不妥以后,再用法律去量刑,这就是虽然忍受微小的憎恨情绪,但却保全了巨大的信义。”唐太宗说:“你能够秉公执法,我还有什么担心呢?”戴胄常常违背唐太宗意愿秉公执
13、法,进谏的时候毫无保留(“涌泉”,言其多)。戴胄的意见,唐太宗都一一采纳,国家因此没有冤案。该段表现了唐太宗依法治国的政治思想。他能在臣下劝谏后将法律权威置于君主权威之上,在传统时代确属难能可贵。唐太宗命令封德彝推举优秀人才(古人古人在男孩出生三个月后给孩子取名,但行冠在男孩出生三个月后给孩子取名,但行冠礼即二十岁成年后,从前由长辈所命和多礼即二十岁成年后,从前由长辈所命和多年来被长辈所称的年来被长辈所称的“名名”就不便再在社交就不便再在社交场合呼来喊去,必须取一个供平辈或晚辈场合呼来喊去,必须取一个供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这就是可以称呼的新名,这就是“字字”。“字字”的出现还由于避讳的原
14、因。的出现还由于避讳的原因。男子成年后要男子成年后要参加包括祭祀在内的各种正式的社交活动参加包括祭祀在内的各种正式的社交活动,很多场合下,对人的称呼要避讳。,很多场合下,对人的称呼要避讳。男子的名只能有一个,因为由祖或父男子的名只能有一个,因为由祖或父所定,一般都是终身不变的。而字是自拟所定,一般都是终身不变的。而字是自拟的,可以有多个,甚至十几个。字与名在的,可以有多个,甚至十几个。字与名在含义上有联系,字又可以在非正式场合使含义上有联系,字又可以在非正式场合使用,所以有古人的字渐渐取代了名用,所以有古人的字渐渐取代了名),封德彝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向唐太宗推荐优秀人才。唐太宗责问封德彝,封德
15、彝回答说:“我并不是没有尽力寻找人才,只是因为至今都没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唐太宗反驳说:“君王(此处“君子”特指“君王”)任用人才就好比使用工具,要选取各种工具的不同优势。古代将天下治理得极好的君王,难道也要到其他朝代去借用人才吗?恰恰是怕自己不能发现人才,怎么可以诬蔑我们大唐王朝没有杰出人才呢!”封德彝羞愧难当,退下辞别。w 此段通过唐太宗与封德彝的此段通过唐太宗与封德彝的对答,展现出唐太宗对答,展现出唐太宗“世世皆有世世皆有人才,用其所长人才,用其所长”的人才观。的人才观。贞观二年春正月,唐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做才算明智?又怎样做才会昏庸?”魏征回答说:“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会
16、作出明智的决断;仅仅片面地听取单方面的意见,只能作出昏庸的判断。从前尧畅听民意,所以三苗的恶行被他知晓。舜广开四方视听,所以共工、鲧和驩这样的坏人无处隐藏。秦二世毫不怀疑地信任赵高,给自己带来了在望夷宫被赵高杀害的悲剧。梁武帝不加选择地听信朱异,结果让自己遭受在台城被活活饿死的屈辱。隋炀帝片面相信虞世基,落得被部将缢杀在彭城阁的下场。因此,如果君主广泛地听取和吸纳意见与建议,宠臣就不能蒙蔽(雍,堵塞;蔽,蒙蔽)君主,并且下面的信息也会畅通地到达君主。”唐太宗说:“说得对!”w 唐太宗和魏征讨论君主怎样才能贤明,魏征要唐太宗广开言路并广泛听取意见,这样才能及时了解真实情况,而不至于被臣下蒙蔽。这
17、种君主“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政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贞观三年夏四月甲午,唐太宗御驾到太极殿(始,曾经),对近侍大臣说:“中书省和门下省都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司,部门),对不妥的诏令都应该提出意见或建议(论执,提出某种意见或建议)。近来只顺应我的意图,却听不到不同的声音(违异,不同的意见)。如果中书省和门下省只是负责传递文书,那么谁不能做呢?何必费心地选用人才呢?”房玄龄等人马上磕头谢罪。从前的做法(惯例)是:所有的国家大事(凡,凡是,表概括),都由中书舍人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执,持有某种主张),混杂地签署自己的名字,叫“五花判事”。紧接着中书侍郎和中书令进行审查(省,检查,与审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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