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方法与实践PPT课件.ppt

1、田野调查方法与实践主讲：李平亮导 论：历史学为何要引入田野调查 史学研究的转型 1、政治史到社会生活史 2、精英史到平民史学 历史文献的扩大 1、官修文献到民间文献 2、书面文献到口述史料 历史学的”科学化“第一章 田野调查与人文社会科学一、定义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其英文名为Fieldwork。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奠定的。其最重要的 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田野调查工作的理想状态是调查者在被调 查地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被调查者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对被调查者

2、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释。 通常情况下田野调查是指一种工作方法，或科学研究的一个阶段。 田野调查一般有广义和狭义的分别，广义上，所有需要到实地进行的调查工作都可以称之为“田野调查”，如自然科学的地质、矿产、动植物等资源调查，人文科学的语言、民族、民俗等状况调查。 但由于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所以有些调查往往都会根据学科或行业的特点冠以专称作为限制 。从而，一般情况下所谓“田野调查”大多是指狭义的概念。 狭义上的田野调查，主要是指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围绕研究对象而进行的实地调查活动，也即在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方法论中所称的“直接观察法” 二、田野调查与人文社会科学 1、人类学 2、社会学 3、历史学 4、民

3、俗学 5、宗教学 6、语言学 。第二章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一、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历史和发展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历史和发展 现代西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始于美国的摩尔根而成型于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摩尔根是19 世纪与所研究的对象直接接触过的少数人类学家之一。他曾多次访问北美印第安人居留地，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 世纪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大多都不从事田野调查。他们不是从土著民族中直接收集资料，而主要是依靠传教士、探险家、政府官员和旅行家撰写的关于各地土著民族的资料，致力于重建人类文化的历史，解释各地文化差异的原因。 19 世纪末是现代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萌芽时期。 第一位到原始民族中从

4、事田野调查并以此为基础撰写民族志的学者是英国人类学家B斯潘塞，他曾与F吉林合作调查研究澳大利亚中部的土著民族。 1898 1899 年，由英国人类学家AC哈登率领的考察队，到托雷斯海峡一带的土著民族中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其成员有里弗斯、塞利格曼、威尔金等人类学研究者。他们在当地的土著民族中调查了五个多月，通过翻译较为系统地收集了土著民族的社会和文化资料。 与此同时，在美国人类学界，也产生了相似的方法，被誉为美国现代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是这一方法的创始人和推行者。 博厄斯原籍德国，他于1883 1884 年曾作为德国的地理学家参加了加拿大巴芬岛考察团，并在爱斯基摩人中生活了几个月，从而认识到人类学研

5、究的重要性，并转向人类学研究。1886 年，他又到美国西北沿海地区考察印第安人，并于1887 年定居美国。在他的指导下，一大批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从事关于印第安人的调查研究。 20 世纪初，更多的人类学家开始直接到土著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活动。这种情况在英国尤为突出。 里弗斯于1901 1902 年考察了印度南部的托达人，1908 年到西所罗门诸岛调查1914 年又到美拉尼西亚考察。 塞利格曼于1904 年到美拉尼西亚调查，1907 1908 年又携同妻子考察了维达人。 里弗斯的学生拉德克利夫- 布朗于1906 1908 年到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调查岛上居民，又于1910 1912 年调查了澳大利亚的

6、土著民族。 在田野调查方面，马林诺夫斯基是英国学者中最为典型的一个。 马氏原籍波兰，1910 年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师从塞利格曼和韦斯特马克学习人类学。1914 年，他在马雷特、塞利格曼的大力支持下，参加罗伯蒙特人类学考察团，到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进行实地考察。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他属于敌对国奥匈帝国(当时的波兰属奥匈帝国) 的公民，被当地政府拘留，后由于他的同行和在伦敦的朋友出面担保而获得自由。地方当局还准许他进行人类学考察，使他有较长时间在新几内亚及其邻近岛屿对异文化做详细研究。 他曾三次到新几内亚土著民族中做实地调查: 第一次是在1914年9月至次年3月，地点是在新几内亚东

7、南海岸外的小岛 梅鲁岛; 第二次是在1915年6月至次年5月，地点是在新几内亚东北的特罗布里恩德群; 第三次是在1917年10月到次年10月，重返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考察。 他学习当地土著民族的语言，直接观察土著民族每天的生活，获得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这样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是西方人类学界从未有过的。马林诺夫斯基由此创立了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撰写民族志的科学方法，并从理论上和技术上归纳出一套科学的田野调查原则。 马林诺夫斯基的调查方法，后来成为西方人类学社区田野作业的范式。根据这种方法，人类学家通常要长期居住在被调查民族的一个小社区中，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这两种方法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8、，熟悉当地居民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及心理特征等，研究其文化全貌。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撰写民族志的方法，主要是在调查原始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适用于无文字的、尚未分化的简单社会，对于历史悠久的复杂社会则不完全适用。 民族志是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田野工作中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 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 在长期田野工作（fieldwork）的基础上写作一部民族志，完成某种理论证明,后来成为现代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的范式。 民族志发展的三个阶段: 1.最早的业余民族志

9、如二十四史中的蛮夷传 2.专业民族志 民族志专著的写作方式,将自己的描述和分析规定在单一的社会和时空.它的优点在于使人类学研究注意到文化元素所处的社会场合和时空的重要性,以及人类学者能采用被研究者的观念分析他们的文化. 3.经典民族志模式 人类学家到一个田野点上进行调查,把观察到的地方的人民的生活方式记录下来;透过对部落社会的细部刻画,如经济交换关系,家族制度,宗教仪式过程,来说明社会整体和文化全貌. 马林诺夫斯基主张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包容三大类的素材: 有关制度和风俗的整体概观;对观察到的社会行动的现实情况的记录;民族志的说明 80多年来，西方许多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

10、调查方法，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方法，使之逐步完善。 英国著名的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弟子弗里德曼认为:小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仅仅运用小社区调查研究法，不可能整体地理解历史悠久、分化复杂的社会;对小地方的描述难以反映大社会的情况;功能主义的整体分析不足以把握具有长久历史的文明大国的特点。 在弗里德曼看来，人类学者如果对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没有充分了解，进行再多的社区调查也无法说明问题。社会人类学应该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学习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会结构的方法，走出社区，在较大的空间跨度和时间深度中探讨社会运作的机制。 马林诺夫斯基的另一位弟子、曾任美国人类学会主席的著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也没

11、有完全采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调查研究方法。他的名著宗族种姓俱乐部一书所收集的资料，并不都是通过小社区的调查方法得来的。许烺光把自己的调查研究方法称为“比较接近法”(comparative approach)。这种方法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它是一种宏观和微观结合的比较研究法，所比较的单位不是某种文化中的某种具体现象，而是整个文化体系。从对世界几个大文明的整体研究这一点来看，其方法具有宏观研究的特点，但就其使用的方法、收集的材料和一般效果而言，又具有实证性和微观研究的特点。这种研究可谓粗细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第二，在资料的收集和处理上，采用的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方法(即通过参加

12、一个小社区的活动进行观察)，也不是完全的社会学方法(即通过抽样调查进行定量分析)，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以印度为例，许烺光曾在印度调查过两年，但并不是局限于某一小社区，而是同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接触，收集印度人的生活史(类似中国的家谱)，调查印度家庭中的亲子关系，还调查印度教徒生活的某些特殊领域。在资料的处理上，则是把圣典、神话、民间故事、戏剧、小说等与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将前者所反映的东西视为社会的理想，将后者视为实际的情况，从整体上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自的意义。 第三，开创了不同文明民族比较研究的新方法。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原始民族或后进民族，而许娘光研究的则是像美国

13、、中国、印度这样的具有宏大文明的民族。以往，这样的文明民族主要是由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来研究的，许娘光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这样的复杂文明进行客观的、冷静的分析和比较，开辟了研究文明民族和复杂社会的新途径。 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程序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程序 从工作的程序看, 调查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1、准备工作阶段: (1) 明确目的, 拟定提纲; (2) 选择田野调查地点 (3) 了解情况, 搜集资料; 2、实地调查阶段: (1) 开好调查会; (2) 个别访问; (3) 参与观察； (4) 及时搜集实物。 第一阶段先做案头工作。根据调查内容的要求, 搜集前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包括文献

14、资料、时人论证、实物等等) 作为主要参考, 避免重复劳动, 同时可以从资料和实物中进一步找出所需要深入调查了解诸种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阶段准备工作做得扎实深入, 将有利于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 甚至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下去以前, 如果心中无数, 那就搜集不到足以说明实质性问题的第一手材料, 时间花了, 很可能重复别人过去的劳动。 实地调查阶段, 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 除了严格要求站在被调查者的立场上去工作, 自己不见外, 才能使被调查者不见外, 在努力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同时, 还要做到腿勤(联系)、眼勤(观察)、口勤(提问)、脑勤(开动脑筋) 和手勤(做好访问记录, 文物登记)。 第一、第二两

15、个阶段的工作做好了就会水到渠成。根据已经掌握的各种资料, 写出报告, 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见解。否则, 整理分析综合问题时缺这少那, 这就预示着这次调查的成果不大了。从根本上说, 第一、第二步两个阶段的工作很重要。如果第一阶段三项工作抓不好, 第二、第三阶段的工作就会打大的折扣。 3、整理分析阶段: (1) 分类整理; (2) 分析问题; (3) 综合意见。 一般说来在特定地区内从事社会文化现象的调查研究, 通常进行历时态的、同时态的和社区内外关系的分析研究。 第一种历时态的研究(Diachronic Method, The Temporal Scope of Study; Diachronic

16、 Approach) 又叫做纵剖面的分析研究。它是指从发展的观念着手去研究文化, 即对各该社会的文化特点与外部关系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中的变化以及变化的程度, 要求在若干年限内作反复的观察, 用英国人类学家布朗(A. R. Radicliffe-Brown)的话讲就是从某一时期经历某一阶段所看到的文化和社会纵剖面的分析。 另一种是同时态的研究(Synchronic Method, The Spatial Scope of Study, Synchronic Approach) 又叫做横切面的分析研究。它是以功能的线索从事同时代文化的研究。对于这种研究方法, 布朗认为是: 在某一时限内所看到的文化

17、和社会“横切面”的分析。它不涉及过去的面貌和正在进行中的变化, 只是考察某一特定时间内文化的特点和社会生活表现, 其具体的目的在于发现并记录这一特定地区的整个内部结构, 诸如血缘关系、各种组织和政治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等等。以可以把历时态和同时态的研究方法相结合, 即把历时态的历史事实横着排列起来, 大体上在我们眼前出现了又消失、消失了又会出现的社会生活中的横切面现象是一致的, 然后根据这些现象来复原它们的发展面貌。 此外, 应该提到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社区内外关的分析研究, 像功能学派那样, 即从整体上处理好该地区与其他社区的关系, 把社会生活, 一切文化进行全面的考察。三、田野调查研究在中国的实践

18、及发展 1.中国早期的社会调查研究中国早期的社会调查研究 中国社会学早期代表人物，原中国科学院副院中国社会学早期代表人物，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在长陶孟和在1932年底曾说：年底曾说：“在中国，采用科学在中国，采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状况，只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方法研究社会状况，只不过是近十年的事。” 从教育和科学研究系统看，中国的社会调查研从教育和科学研究系统看，中国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大多起始于本世纪初的一些教会学校或一究活动大多起始于本世纪初的一些教会学校或一些学校中的外籍教授。他们为指导学生学习，从些学校中的外籍教授。他们为指导学生学习，从事一些小规模的调查研究。事一些小规模的调查研究。 1

19、917年清华学堂美籍教授狄德莫(CGDittmer)指导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195家居民的生活费用。19181919年间，美籍教士甘溥(S.D.Gamble)与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I.S.Burgess)等曾仿照美国春田社会调查的成例，调查北京社会状况，于1921年在美国出版北京，一种社会调查(Peking,A Survey,1921)，这是高等学校城市社会调查研究的开端。 这时在上海有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葛学溥(D.H.Kulp )指导学生在广东潮洲调查有650人的凤凰村，1925年在美国出版，书名：华南农村生活(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1925)这是高等学校乡村

20、生活社会调查的开始。 从此之后，社会调查研究的活动逐渐盛行，出版的作品也逐渐增多。到1935年前后发展到了高峰。有学者将这段早期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名之为中国社会调查研究的第一个里程。 第一个里程约有二十年，在这期间有代表意义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与研究成果，从教育与科研系统而言，有三个调查机构是可以特别一提的： (1)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研究活动 这个所的前身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社会调查部。它在1926年2月接受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捐助的专款，供作社会调查费用，由陶孟和、李景汉主持。1929年6月，改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是我国解放前专业性社会调查研究机构中成果较多的组

21、织之一。他们先后出版了二十余种书籍。 (2)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社会调查活动 30年代南京中央研究院成立社会科学研究所，由留美博士、曾任北大教授的陈翰笙任所长。陈翰笙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艰难的条件下与解放区毛泽东领导下的农村调查相呼应，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进行农村调查和后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农村调查。在陈翰笙、王寅生主持下，19291930年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进行农村调查；薛暮桥等在广西农村及上海宝山、河南、陕西等地进行调查。 这些调查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阶级分析观点，重点调查农村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揭露阶级矛盾、阶级剥削的情况。陈翰笙等领导下的农村调查在当时堪称独树一帜，

22、对理解在帝国主义和地主的盘剥下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民贫困的根源，提供了事实根据与科学的论证，也对当时学院派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不小的思想冲击。 (3)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社会调查活动 以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为干事长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根据愚、穷、弱、私是中国人民生活上的基本缺点，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为内容，以提高人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目的，进行农村建设。为此，首先的工作就是进行社会调查，以便进一步制订教育实施方案，进行实验研究。定县调查从1926年实验区筹备就开始，1928年始由社会学家李景汉接任继续进行。 第一个里程碑的代表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在上述早期的社会调查

23、研究即第一个里程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要首推李景汉主编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这本书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实地调查研究著作，调查全面翔实。全书八十三万言，分为17章，包括地理、历史、县政府以及其他地方团体、人口、教育、健康、卫生、农民生活费、乡村娱乐、风俗与习惯、信仰、财税、县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兵灾，是一部大型调查报告。它是迄20世纪30年代中期社会调查研究发展到高峰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一部调查成果。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的贡献与方法的特点有： (1)它是以定县整个县为范围，内容包括全县的“一切社会情况”的最全面的调查。 在此之前，有些调查虽然论述的范围较大，但实际根据的材料

24、，往往不过是零碎的，少数农村或城市某个方面的零星资料。本书资料之详细是少有的。社会学家孙本文说：“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为我国县区社会调查最详细的报告”，他又说：“为社会调查方法书本中最充实的一书可比之美国匹兹堡调查或春田调查。” (2)它是中国县志的改造 它在调查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延续了西方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中国地方志所特有的结构和格式并有所改革。社会学家吴景超评论说：“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对于定县社会的认识，真比亲身到定县去参观半个月还要深刻。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县志。这真可以做别种县志的模范。 (3)突出资料的客观性 调查报告只提供客观现象的数据，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加

25、任何粉饰和解释，不加任何价值判断，不说农民的某种活动好，某种不好，只提供事实，不加任何观点。所谓“本书在报告多种赤裸裸的事实以外，不下评论与结论，连较细的解释也是很少的”。“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们去化炼，由他们随便炼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 (4)实证主义的方法和方法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体现了西方传统实证主义的社会调查方法。所谓实证主义方法，众所周知，从它的方法论观点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即那些社会现象，是独立于调查研究者之外，而一切关于事实的知识都应以经验的实证材料为依据，不能实证的结论则是无意义的。同时为强调获得资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就认为调查者不要带任何观点，要求

26、调查者脑海似“一张白纸”。 正如李景汉所说的：“社会调查研究是用客观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调查者必须不拘成见，不参加个人的感情或主观的玄想，要以科学的态度，搜集事实，这才称得起是忠实的社会调查者。 第一个里程的调查研究方法存在的主要缺点：第一个里程的调查研究方法存在的主要缺点： (1)缺乏一套明确的方法论指导 虽然调查者尽心尽力务求资料翔实准确，但由于缺乏一套切合实地调查的思想指导，其认识大多还停留在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层次上，而没有进入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研究的方法论的层次上。因此，他们认为，应用编好的调查表格逐条忠实记录下来并细心统计整理，这便就是“科学方法”了。因为缺乏明确的方法论指导，所以调查

27、的目的也是泛泛而一般化，缺乏具体要求，这就使调查者在进行中不知所向，难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调查的结果也就难于深入。 (2)客观主义的调查法使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双方不易沟通 要求调查者在调查之前思想上如“一张白纸”、“不拘成见”、“不参与个人感情或主观的玄想”，这些话，表面上看是对的，但实际上由于把“客观性”理解为调查者对被调查的人或事物，没有任何关系，不能有任何思想看法，这样就会产生问题。要调查研究者企图采取所谓“超然”的立场，其实是做不到的。 (3)把社会调查与研究割裂开来 往往把社会调查与研究截然分为两个阶段，调查是纯客观地搜集材料，所谓只是在“报告的多种赤裸裸的事实以外，不下评论与结论，连

28、较细的解释也是很少的”。所谓：“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们去化炼，由他们随便炼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这种开矿与化炼矿石的分两步走，调查与研究的脱节，使研究者手中掌握的是第二手材料，缺乏感性知识。无法使真正的研究深入下去。这也就形成重调查轻研究的恶果。 (4)调查资料繁琐，轻重不分从调查本身看，重视资料的搜集是对的，但也不是越细越好，越多越好。许多调查内容名为详尽细微，实则轻重不分，繁复琐碎，所谓“见木不见林”。中国民族学创始人之一凌纯声在他的一篇文章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中，把实地调查研究的问题分为物质、精神、社会三个方面，汇集成23大类，842条“问题格”，比李景汉的定县社

29、会概况调查之详细状况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实际很难让人分出轻重，从而也难于发现问题。 2、第二个里程碑 中国教育与科研系统的社会学，在调查研究方法上，30年代中期至1952年，可以称之为第二个里程，其特点是30年代中期以后异军突起，开始了一个新的尝试，这就是所谓“社会学调查”或称之为“社区研究”。在这之前，社会学界只讲“社会调查”而无“社会学调查”之说。可以说，在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上，所谓“社会学调查”是“社会调查”在理论和操作上的深入和发展，也或者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调查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 20世纪 30年代，一支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军开始组建，这支新军就是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30、主任吴文藻为首的年轻的中国社会学者集体。 吴文藻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于1929年初回燕大任教，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他主张：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第三，培养出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 吴在对西方许多社会学、人类学派作反复比较并深思熟虑之后，终于选择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理论和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1933年燕大邀请了芝加哥大学教授派克(Robert Park)来校讲学，讲解社区调查。1935年吴文藻听从了派克的建议，邀请了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的拉得克利夫卜朗到燕大社会学系讲学三个月。 为了培养出一批干练

31、的人才，吴文藻还对于一些在本科学习时比较突出的学生进行了重点培养。由于当时国内大学的学术条件还不好，因此他决定安排学生到学术条件较好的欧美国家深造。 A.安排李安宅先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学院人类学系跟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博阿斯的两位大弟子克娄伯和罗维学习，后又到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跟著名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萨皮尔学习； B.派林耀华到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C.把费孝通引荐给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斯基当学生； D.送黄迪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 E.把翟同祖和冯家异推荐给著名学者魏特福等。 这些学生学成回来后大都成了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学术成就不仅在国内

32、具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如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生活和林耀华的金翼等。 2、民族危机与“社会学社”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联想到中国实际，焦急万分地要了解：中国何以落得这步田地？他们在系主任吴文藻的指导下学习了派克介绍的社区研究法，学习了卜朗的“比较社会学”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和理论。 这就形成了燕大社会学主要汇合了社区研究与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特点，这个特点也就构成了燕大社会学者青年群体的研究的主导思想与方向。他们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学术团体”叫作“社会学社”，纷纷出发去各地调查。 费孝通与新婚爱人王同惠去广西，写出了花篮瑶社会组织，林耀华写出了福建的一个民族村，杨庆写出了山东的集市系统，徐雍

33、舜写出了河北农村社区的诉讼，黄石写出了河北农民的风俗，廖泰初写出了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李有义写出了山西的土地制度等。正是这个青年学术集体为中国的社会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3.社会学调查社会学调查，又称社区研究，或称社区分析。它是首先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吴文藻为首的一批师生们发起的。所谓社区，英文为Community，是当时那批社会学社的学生译出的，至今已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也可以说是一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通俗用语。 建立社区研究的思想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其思想理论渊源有如下几方面： (1)前述的传统的社会调查和方法；(2)文化人类学的成就，即从美国人类学家摩根1851年调查美洲印第安人起，直到英

34、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和布朗，形成的一套文化功能派的调查方法。(3)人类生态学的成就，即从法国社会史学家德古朗许(Fustei decoulanges)的古城(La Cite Antigue 1864)开始，直到芝加哥学派派克的城市。(4)地域调查运动(Regional Survey Movement)在英、法盛行一时，导源于法国学者黎伯勒的地域决定论，到美国的都市计划运动。(5)文化社会学，起始于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朋，继之林德夫妇的名著中镇。 五种思想汇成对社区调查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论基础。从此可知，所谓社区分析，即是应用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以文化社会学的观点、文化人类学功能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深入

35、一个有限制的地域社会内，进行整个社会的性质和既定问题的分析研究。那么社会学调查究竟比社会调查有些什么新的意义呢？ (1)社会学调查，强调社会学专业者的学术活动的目的性。 费孝通说：“所谓社会学调查是依据卜朗的理论：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闻见的搜集，而社会学调查或研究是要依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社会调查的中心是事实，社区研究的中心是理论。 (2)社会学调查着重通过调查研究，发展人类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而社会调查则着重实际社会问题的材料的搜集，其任务是要解决某些社会的实际问题。 吴文藻说：“社会调查，是服务家的观点，主旨不在认识社会，而在改良社会，注重社会问

36、题的诊断。社区研究是社会学家的观点，主旨不在控制社会，在了解社会，关心社会历程的发现。” (3)社会学调查强调深入社区，围绕着所要研究的问题搜集资料，要研究一个社会变动的过程，而社会调查主要了解社会的现状。 吴文藻说：“社会调查比之照像，社区研究比之电影。社会调查了解的是横断面、一时的、局部的静态，而生活是纵贯的，连续、全形、动态的。” 在社会学调查方法的指导下，除了在19351936年进行的一些调查外，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大后方主要由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进行的农村和工人调查，华西大学进行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但较有代表意义的还是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 这个研究室是以吴文藻倡导的“社区

37、研究”为中心而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参加工作的先后有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谷苞、李有义、胡庆钧等十余人。他们通过对云南农村和工厂的调查研究，最后有费孝通：禄村农田、张之毅：易村手工业、史国衡：昆厂劳工等著作出版问世。 第二个里程的代表作江村经济 从中国社会学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角度，来检阅一下在第二个里程里的诸多研究成果，其中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代表。 江村经济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的贡献： (1)成功地把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移植到社会学中来开辟了人类学研究当代文明社会农村的先河。美国人类学教授南茜岗萨勒斯(Nancie Gonzalez)说：“应该注意到费教授1935年的农村工

38、作（指江村经济编者注）是世界人类学的第一次。另一个是雷德菲尔德博士在墨西哥的工作，大致同时。在他们二人之前，人类学家都是研究原始民族、岛屿居民，例如马林诺斯基的工作。 江村经济在方法与方法论方面的新开拓，还可以从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的序中得到更深一步的理解：“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

39、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 (2)深入社区，完全参与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一般认为源于马林诺斯基，因为在他之前人类学的研究主要的是所谓“沙发中的人类学”，而他在初步兰群岛(Trabriand Islands)前后三次调查用了六年之久，做到了完全的参与。调查者变成了被调查的社会中的一员，完全“卷入”他们的生活气氛中与他们交往，心心相通，打成一片，分享他们的快乐与悲哀，做到无话不说，无所顾虑。而费孝通的江村调查也像乃师马林诺斯基那样做到了“完全的参与”。 (3)社会学调查方法初展风采江村经济是我国30年代那个异军突起的燕京大学青年社会学者群体循着RE派克、R卜朗和老师吴文藻的嘱托，采用社会学调查

40、研究的路子，深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的初步优异成果。按照社会学调查的基本理论，作者在江村经济里，尝试着首先确定一项研究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循着这个路子，以文化功能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贯串全书。 (4)从实证主义走向理解社会学江村经济中对农民生活中的许多理解和分析便说明了已经逐步摆脱早期社会调查的那种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的思想束缚，走向理解社会学。 (5)模式比较法的起跑点江村经济在方法与方法论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社会学调查方法尝试的成功代表作，而且还在于它是在方法论上是“类型比较法”的起跑点，头一站，是一个里程起始的界棒。 费孝通说：“从江

41、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表现得最为清楚。” 4、第三个里程碑 （ 1. ）对社会学方法论的新挑战 社会学1979年恢复以来至今，可以认为在调查方法与方法论上走入了第三个里程。在这期间，社会学如何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选定自己的研究课题。这是对社会学提出的严峻挑战，也是对如何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的新挑战。十几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不仅采用并发展了现代西方以数理统计和电子计算机处理为基础的量化分析、模式分析、网络分析的新技术、新理论，而且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42、的普及方面也是显著的。无论政府、企业、各种集体的社会活动中，广泛重视以现代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作为决策步骤，并以之作为发展取向的指南。 这就显示出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发展，进入到第三个里程的特点。但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最为系统，最有创新意义，在方法和方法论上作出重要发展的，则要数费孝通领导的“社会调查”或称作“社区研究”。 （2）第三个里程社区研究的新开拓 研究的起点是从对农村做微观的解剖开始。这项工作，众所周知，始于费孝通30年代的“江村经济”研究，对这个太湖边的一个约三百六十户的小村子研究。当时调查的目的是认识中国农民的生活及其变化，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特点，探索中国农村社会

43、现代化的道路。经过调查，形成了“人多地少，工农相辅”、“发展农村工业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等看法。 在过去调查的基础上，从80年代初期，从江苏吴江县开始进行小城镇研究。1982年1984年，在小城镇的研究中，先是苏南，后是苏北、苏中。1984年后，组织人力，一路是经浙江到福建、两广；一路是经东北、内蒙进入西北地区，到达甘肃、青海。此外还组织了中国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南和陕西的调查研究，这项以小城镇为中心的研究，目前已扩展为城乡发展和边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研究，并已形成为十余个省市区的调查研究网络。 （3）社区研究的新开拓： 小城镇的研究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 乡镇企业的兴

44、起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模式比较法更趋成型和完善 。脍炙人口的农村发展的三种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各有其自身的特色，这种特色还在继续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 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结合，分工合作，协同攻关 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3）第三个里程的代表作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是一部乡镇发展研究的论文集。全书35篇文章，是费孝通自1981年“重理旧业”以来到1991年约10年间他在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精选本，主要是关于乡镇发展问题的论述。 具有中国社会学方法和方法论第三个里程碑意义的行行重行行，其贡献主要有： 文化人类学应用方面“思想志在富民”的忠实纪录 。

45、 追踪江村数十年的变迁 “野马”精神是创新的精神 （4）从调查研究的实践中解答了几个方法论上的疑点 从行行重行行以及费孝通其他调查研究论文中，可以发现有几个方法论上的疑点不断地得到询问并不断地从调查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回答和辨析。这些疑点是 ： A、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 ？ B、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 费孝通认为从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起点由点及面，是可以逐步概括不同程度的中国国情的。他说：“吴江县小城镇有它的特殊性，但也有中国小城镇的共性。只要我们真正科学地解剖这只麻雀，并摆正点与面的位置，恰当处理两者关系，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点的调查也

46、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 C、太重视调查研究，太重视应用，就忽略了理论的建构。 D、 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反历史倾向，运用到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而结构复杂的社会是有局限性的。 功能主义人类学是在否定过去历史主义人类学不重视实地调查，企图通过推论重新构筑人类社会往昔的历史。费孝通及其研究的伙伴们，在坚持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进行工作时，从来都是从现实出发，透视历史，再从历史分析，以正现实。无论是对“江村”、云南三村还是十几年来从小城镇一直到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无不坚持这项原则。 这种方法也许就是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所说的：“时空座标的研究观点(Coordinates of study i

47、n time and space)”，这种观点是时空并重，相互印证，既重视共时性(synchrong)，又重现历时性(di-achrong)的。他们是功能主义的，但却是超越了功能主义的。历史学研究与田野调查 一、史学危机与转型 1、总体史的兴起：20世纪以来，历史学经历了两次根本性的转型，或是说面临两次比较大的挑战。第一次挑战出现在20世纪初，历史学由原来精英的研究变为全人类的研究，即所谓的总体史。 这样一种转型，就是走向民间的取向。传统的史学研究，基本上是以王朝为本位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史研究。后来，法国的年鉴学派提出了总体史的口号，倡导研究全人类的总体历史。 在此转型的过程中，就必须去发现新

48、资料，去挖掘民间文献。因为在传统的史书里面，是找不到关于民众生活的记载的。这样一来，民间文献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开始被凸显。这种转型，20世纪上半期也曾在我们国内发生过，但后来却中断了。中断背后的原因，至今尚不大清楚。“敦煌学”与“徽学”的出现，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背景。 2、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面临一个重大挑战，这个挑战危及到历史学学科能否成在、合法不合法的问题。这个挑战就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的核心观点是，历史与文献所描述的并不一样，文献不能反映历史真实。这个观点背后的道理有：一是能识字和书写的人很少，大多数人是不能说话的，所以文献只能是少数人的历史认知或历史记忆。二是文献的记载不全面

49、，还有很多的事实并没有被记录下来。 因此，后现代思潮就对通过文献来重建历史的做法提出质疑。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就要求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作研究，去重新解读历史文献。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田野调查，回到历史现场，回到文献产生的环境去理解文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去理解文献与田野如何共同建构一个历史文化过程。 史料的发掘：从单线到复线 中国传统史学是以政治史作为研究主线的，所以史学家们对于官修的所谓“正史”十分迷信。本世纪初以来，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史学家开始注意到从“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 其中著名的有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即在重视“正史”等文献资料的同时，应

50、当重视运用地下考古发掘的新资料。然而一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对于“正史”之外的各种私家笔记以及地方志资料的运用，依然是小心翼翼，甚至心怀疑虑。少数比较保守的史学家，坚持认为私家笔记和地方志，或挟私嫌，或囿地域，不足为据。 本世纪毕竟是一个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时代，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逐渐介绍引进，中国的史学研究也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史、道德史的单线研究，向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拓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引进，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史学家们的研究模式。其中，经济史、生产关系史、社会结构史等领域的研究，正以崭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维开拓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