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中篇篇第六章第六章第九章第九章中 篇 理 论 地 图公 共 关 系 对 话 范 式（上）模 型 建 构第一节“二分法”与公关对话第二节“事实 价值”模型第三节对话范式的一级路径第一节“二分法”与公关对话一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二“二分法”与公关对话事实与价值是哲学认识论领域一组经典的“二分法”，它引发了哲学史一场长久的观念之争。所谓认识论，“是研究关于知识的问题”，即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的哲学学说。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及其引发的争论，正是关系到人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认知世界的前提、标准和规律问题。公关范式
2、的确立，亦应重返认识论之本源，那里可能潜藏着答案，当然也会伴随一些终极困惑。直面这些困惑，也是有益的学术努力。一“事实与价值二分法是现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根本前提。”东西方哲学在童年期古希腊和先秦就已注意到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问题，即客观、物质、外在世界与主观、精神和内在世界的区分。而最早详尽阐述“事实价值二分法”的是休谟。他认为，“是”的命题无法直接推导“应当”的命题。“是”指向事实知识，“应当”则指向价值和规范知识，“是”不必然指向“应当”。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康德（，）康德承认休谟所称的“事实与价值的鸿沟”，认为二者确无必然的因果一致性。同时，他也提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同是逼近真理的手段
3、，二者统合才能完整认识世界。随后，新康德主义者进一步指出，在人类的“事实世界”之上，存在先验的“价值世界”，即绝对理性。一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一经由康德及其后来者的补充和深化，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发展为“成熟”的认识论命题。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过程、关系和属性的总和；而价值则是主体对客体的效应感，是情感、态度、道德、审美和信念的总和。在认识论上，事实判断指向实然世界和客观陈述；价值判断则直指应然世界和主观评价。作为认识的主体，人正是凭借这二元判断，想象、涉入和建构世界将之分别为事实与价值二元世界，并处理自我与他者、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杜威则基于实用主义哲学提出，事实与价值并非总是分裂
4、的。如果行为结果与预期目的相符，那么价值判断便被接受，否则便被拒绝。在结果与预期相符的情况下，事实与价值是同一的。马斯洛（）也认为事实与价值并非指向永不相交的两个平行世界。他认为“价值性”是由“事实性”创造的，“应当”作为“是”内在的、固有的一个方面而存在。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一及至世纪初，社群主义哲学家普特南提出“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已然崩溃”。他的论证不再停留于哲学思辨，而是指向现代社会的现实境况。在有关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论争中，哈贝马斯的观点同样值得重视。他拒绝在“同一”和“崩溃”两个极端摇摆，主张在唤醒休谟的追问和康德的沉思的基础上，对二分法问题做出建设性回应。他认为不应陷入事实与价值本身
5、的纠缠，而应回到主体人的立场上理解和重构二者关系。直到哈贝马斯，二分法的主体人才被重新置于诠释的中心。人之于动物的超越，一个基本向度即是建造了康德和新康德主义者所称的“价值世界”。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一从发生论来看，事实与价值二元认识论的形成与人类的一个基本在世状态和生存境遇紧密相关：人是唯一知道自己必死而又无力改变的动物。为了在“速朽”“向死”的事实世界过上值得过的生活，为了让幻灭的人生尚有意义可追寻，人类就必须发展出一套策略它足以平衡短暂与永恒、已知与未知、绝望与希望、内在与外在、物质与精神、此岸与彼岸等繁复的二元关系。从文明史的发展轨迹看，这套策略主要包括两方面：在客观、物质、外在的世界
6、面前获得人的主体地位，增强改造事实世界的能力，创造更多利益，即利益的策略；建设一个主观、精神、内在的世界，产出价值和意义，即意义的策略。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一利益的策略存在双重假定：如果我们拥有更多财富，那么人生一世就会获得极大满足；如果财富公平分配，那么人与人就会和平相处。这是一项立足事实世界，以利益的生产和分配为中心的策略。但是，利益的策略存在明显的悖论和局限：财富是有限且幻灭的，人的欲望则是无尽的；强者总是得到更多，弱者经常收获更少。于是，在利益策略之外，人们转而寻求新的在世策略，它能够润滑、弥合、导引利益的策略。这就是面向价值世界的意义的策略。这一策略致力于解释和解决人之情感、德性、审
7、美、尊严和信念等价值问题，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之间价值关系的协调。意义将价值上的安全感、确定性和“不朽”灌注到事实上“速朽”的生命之中，为事实世界提供灵韵、慰藉、寄托和终极关怀。通过创造利益与意义这双重策略，人类成为行走、穿越于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之间的万物灵长。离开事实世界的劳动、生产、交换、分配、合作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离开价值世界的情感、道统、礼法、审美、信念以及对终极意义的追寻，人类文明就无以存续。事实与价值“二分法”根据马克思的实践论和哈贝马斯的主体哲学，人才是界定、统合事实与价值关系的尺度。人栖居于事实与价值交互建构的世界，二者分立并峙，又相互联系。在认知层面，人的事
8、实判断必然影响价值判断，后者也必然干预前者；在行动层面，人只有协调事实世界的利益与价值世界的意义问题，使二者达及和谐状态才能过上值得过的生活。当我们把哲学认识论层面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导入公关理论建设，公关对话范式在体、用层面的核心主张便清晰起来：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在事实层面对话，也在价值层面对话；双方谋求事实共识，也期待价值共识；彼此走向利益互惠的事实世界，也靠近意义分享的价值世界；构建利益共同体，也培育价值共同体。公关通过对话所成就的共同体，既是利益的也是意义的，既筑基于事实世界，亦需价值的柱石。二“二分法”与公关对话二“二分法”与公关对话是什么把“事实”推挤出公共话语空间？是什么让“真相”和
9、“结论”的表达变得如此无力？答案无法在“事实”本身寻找。事实总是坚硬的，也因此易碎，并且总是遭到价值的冲击和改造。当信任不复存在，价值契约已遭撕毁，有关事实的言说便沦为空洞的旁白，要么被弃之不顾，要么被用来煽点更炽烈的情绪之火。人们津津乐道，乃至怒不可遏，而事实（真相和结论）却不过是谈资，价值（态度和情绪）往往才是真正的主宰力量裁定事实的版本，描画真相的面孔。为何有的品牌不但拥有广泛的知名度，而且能够赢得普遍的尊敬、信任和忠诚，而有的品牌虽然凭借“地毯式宣传轰炸”做到了家喻户晓，却未能让公众构建持续、完整的价值联想？为何有的品牌分明在事实上讲清了真相，却仍未度过危机？为何有的品牌即使遭遇危机、
10、蒙受损失，却不致扑倒在地、一蹶不振，而有的品牌往往在一个产品、一个项目，或者一个环节上点爆危机，便可能造成整个品牌基业的坍塌？为何有的品牌业绩卓异乃至垄断市场，却仍只能称之为“大企业”而非“伟大的企业”？二“二分法”与公关对话人们习惯将品牌区隔为若干维度：知名度、美誉度、信任度、忠诚度等。除知名度属于事实判断层面的“我知道你”外，其他三个更高维度皆指向了价值判断层面，“我对你心怀赞美、信任和忠诚”。一个品牌在事实之维的知名度、覆盖率和占有率，并不能“自然而然”带来价值之维的美誉度、信任度和忠诚度。有时恰恰是知名度越高，有可能意味着恶名昭著。企业之大，在于事实；企业之伟大，则系于价值。这个道理也
11、同样适用于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建设。公众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同譬如发展经济的能力和成就，不能替代对其价值合法性譬如公平、正义和自由的认同。一个总量居高、硬实力强大的国家，未必是软实力和国家形象良好的国家。另需指出的是，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利益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虽然二分不可简单推导和通约，亦非两相不顾、截然可分。伟大的品牌总是兼顾利益互惠与意义分享，伟大的国家总是创造利益也产制意义。一个人也是如此，取利有道、意义丰饶的人生才值得过。公关对话范式所欲成就的共同体，同样也是利益认同与意义认同、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聚合体。在这个聚合体内，利益与意义、事实与价值各有指涉，又两相互动，并统摄于组织与利益相关
12、者的对话实践。二“二分法”与公关对话第二节“事实-价值”模型一新范式与核心概念的再界定二公关对话范式的模型构建一新范式与核心概念的再界定新范式不是对传统公关理论研究的局部完善，也不是对公关实践的简单迎合，而应着眼公关的核心价值，获得更开阔的理论和社会历史眼光。“公关理论的内涵并非一定要与现有之公关工作特质吻合、对应甚或一致。”。黄懿慧也对“头绪纷乱”而“基础薄弱”的公关理论研究现状痛心疾首，她绘制了一张传统公关研究取向的示意图：一新范式与核心概念的再界定在图中，黄懿慧列出了公关研究的七组对应取向：组织公众、传播关系、效果非效果、实务理论、实证非实证、单一研究方法多元研究方法、单一理论多元理论。
13、其中，对应线条的加粗部分表示当前相对主流的研究途径，即基于组织立场，着眼传播手段的优化，以效果为导向的实证研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公关实践。针对这种组织本位、实用主义、手段化、功利化研究现状，黄懿慧发出了与格鲁尼格、臧国仁等人一致的呼声：构建基础性的公关理论范式，呈现公关的核心价值，提升公关理论的合法性。一新范式与核心概念的再界定（一）在本体论层面，什么是公关？本书将公共关系定义为“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有计划、规程化的对话，以培养共识、维护关系，实现利益互惠和价值分享”。这一定义在本体论层面明确“公关是对话”。对此，需要强调三个问题：一是对话的包容性和超越性。对话也足以反映格鲁尼格的“混合动
14、机”观念，包容必要且合理的宣传、说服手段。对话的超越性还表现在对二元悖论问题的克服上。二元论的实质：一般表现为二元对立，而最终会遵循斗争法则，强者战胜弱者，二元归入一元。对话蕴含着克服二元论“过程分裂”和“最终归一”风险的潜力。对话所看重的主体身份和地位对等，并非静止、绝对的平等和均衡，而是在交互的讨论、协商中形成动态的互为主体关系。此即为哈贝马斯提出的主体间性原则。二是对话的权力和利益属性。基于对话理论，对话不仅直视权力问题，而且认为“话语即权力”。在利益问题上，对话奉持合作精神和共同体价值观，致力于化解冲突、导向协同。这种协同并非组织强加的一致性，而是尊重独立性、自主性、差异性条件下的“复
15、调”。一新范式与核心概念的再界定三是对话的价值属性。基于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对话不只反映了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事实契约关系，而且是事实与价值交互建构的综合、立体关系。它呈现事实层面的利益关系、权力关系，同时也承载各种价值关系及其评判尺度。我们将价值关系导入对话，实质上是把“人”及“意义”而不只是“物”与“利益”置于全部公关问题的中心。所谓公共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实关系与价值关系。事实层面的交往与交换固然是重要的，价值层面对他者意义的尊重和对自身立场的忠诚同样不可替代。这使公关理论和实践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基准：人是尺度。一新范式与核心概念的再界定（二）从认识论层面看，公关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16、公共关系既以对话为本体，那么根据哲学认识论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公关的核心价值即对话以培养共识、建立关系和成就共同体。公关的核心价值亦可表述为对话以达成利益共识和互惠，实现价值认同与共创。前者旨在促进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创造更多利益并互蒙其惠，并将之规范化、制度化、契约化，而非只求一时一事之利；后者旨在实现价值共创和意义结晶，并将之凝结为共享的意义世界、信念之库和共同体精神，而非输出肤浅、虚幻的道德理想和情怀。一新范式与核心概念的再界定（三）基于对话观念和“事实价值”二分法，公关的方法论何在？公关对话范式的方法论，包括公关实践原则的确立、流程管理和策略选择等内容。从二分法出发，组织的公关活动存在两项
17、基本的实践原则：有利于建立和维系事实契约，促进利益互惠；有利于形塑和强化价值认同，促进意义分享。两项原则要统筹兼顾，不可偏废。这两项原则也预设了公关的实践风格和职业气质。一方面，公关要有强烈的工匠和事功精神，精于琐细，扎实进取，不矫情，不虚饰；另一方面，公关也要“仰望星空”，奋力向上，守望和护持价值的灯火，不急功近利，不庸俗无趣。一新范式与核心概念的再界定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导入，对公关的实践流程和策略选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卡特里普等人提出的公关“四步工作法”为例，二分法所划定的公关流程和对应策略可以描述为：一是公关调研。所谓公关调研，是指组织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公关活动的目标、渠道
18、、资源和环境等要素进行事实监测和价值评判，并据此做出决策的过程。在调研阶段，公关的任务无非是帮助组织正心、明道、取势、优术。二是公关计划。所谓公关计划，又称公关策划，是指组织根据发展现状和目标，分析形势、谋划和设计最佳公关行动方案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样贯穿着事实与价值两条主线：事实层面人、财、物资源的配置，价值层面对利益相关者心智、社会情绪和公共之善的发现、响应和引领。一新范式与核心概念的再界定三是公关计划的实施。公关活动的开展，无论采取何种具体方式，主旨皆在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对话。无论事前预热、事中执行还是事后的舆论结晶，公关策略、方法的选择和施行，应始终围绕三个问题展开：首先，营造对话语境
19、，一切话语只有在恰当合宜的语境之中才能准确表达和理解；其次，推进事实对话与价值对话，实现协同、化解敌意非倚重对话而不可为；最后，落实和巩固对话的事实绩效与价值成果。四是公关效果评估。按照传统公关教科书的标准定义，效果评估是指“根据公共关系认知度、美誉度、和谐度所构成的特定的标准，对公共关系计划、实施及效果进行检查、评价，以判断其优劣的过程”。这一定义表明，公关效果评估一方面要对认知度、影响力等事实层面的效果进行测量，一方面也要兼顾美誉度、和谐度等价值效果的评判。以危机公关后期的效果评估为例，组织在危机结束后的恢复管理工作既要评估、弥合事实损害，也要评判、救赎价值异化。只顾事实补救，价值危机可能
20、仍在潜伏和延续；只顾价值修复，事实危机可能死灰复燃。二公关对话范式的模型构建在本体论上，公关即组织与利益相关者有计划、规程化的对话；事实判断、共识与关系，价值判断、共识与关系是公关理解和处理组织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两个认识论框架；在方法论层面，公关实践的原则、过程和策略包括事实导向与价值导向两个对话体系。据此，基于“事实价值”模型的公关对话范式的全部问题皆可归结为：对话以促进利益互惠和意义分享。为了更严密地阐释公关对话范式，我们尚需做出如下三点补充解释，以呼应此前章节的相关论述，并为接下来拓展这一模式的一级、二级和三级路径提供理论储备。二公关对话范式的模型构建（一）作为核心概念的对话对话是一个贯通
21、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等诸多学科，天高地阔而又可以自成一体的研究领地。从更开阔的理论和社会背景看，对话使公关找到了自己在社会历史中的位置。在思想理论层面，对话可以承纳并连接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在社会现实层面，公关对话范式响应了对话时代的到来。从公关行业的现实境况看，宣传、说服和“不接地气”的双向均衡沟通在实践中的绩效和价值合法性日益消解。在信息爆炸、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对话才能赢得倾听、理解、认同和参与。此外，对话也不全盘否定宣传、说服等传统公关范式，而是承认它们在特定议题和情境下的合理效用。二公关对话范式的模型构建（二）作为认知和解释框架的“事实价值
22、”模型导入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对话范式对双向均衡范式的超越，正在拆解而非简单化约“均衡”的观念。它承认事实世界尤其是权力和利益的差异性、不确定、不对等，承认矛盾、纷争和对抗，也承认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价值。但是，它鼓励多元主体通过有效对话实现如下超越：基于独立性、多样性、差异性而寻求可能的同一性；若事实层面的利益认同与契约一时难以达成，则超越至价值层面，寻求信念、精神和意义的共创与分享；若价值认同与契约一时成就维艰，则转换至事实层面，寻求利益与绩效的正当性和有效性；若事实与价值二维的协商、共识、合作皆受阻，则以对话本身为目的。如前所述，只要对话尚可持续，超越的可能性便一直存在。对话范式对传统公
23、关范式的另一个重要拓展，是导入了价值和意义范畴，以增强公关的价值合法性。当对话、特别是价值涉入公关理论和实践，公关便有可能成为最具活力的，提升人类智识、精神和普遍敏感性的力量之一。二公关对话范式的模型构建（三）作为实践路线图的对话范式在整合本体论、认识论的同时，对话范式与“事实价值”模型也于方法论层面提供了公共关系的实践路线图。前文曾述及，公关调研是对事实境况与价值状态的双重研判，公关策划是事实构想与价值谋划的双重创意和创造，公关实务则包含了事实导向和价值导向的双重策略体系，公关效果评估亦应从事实与价值二维回答如下问题：公关活动是否达成和巩固了共识？维护和拓展了关系？促进和改善了利益互惠机制？
24、实现了价值共创和意义分享？在对话范式中，事实层面促进利益互惠、价值层面实现意义分享，构成了公关实践的一级路径。由此可发展出二级路径：事实导向的传播、叙事和话语权；价值导向的响应、倡导和共创。循此两个导向、六个二级路径，可以拓展出诸如议程设置、意见竞争、制定规则、公共精神、多元同一的价值体系等若干三级路径。依此顺流而下，还可以推演出四级、五级以至更多适应、契入具体公关实践情境的方法和路径。二公关对话范式的模型构建由是观之，公关对话范式与“事实价值”模型在拼接思想地图的同时，也提供了一张实践路线图。它们是对公关学术与实践双重观照的产物，洋溢着理想主义气质，又连接了理想与现实的纽带。第三节对话范式的
25、一级路径一事实之维：真相互通、利益互惠二价值之维：建立信任、分享意义公关对话范式的核心主张可以进一步表述为：多元主体基于有效对话，在事实层面促进真相互通、利益互惠，在价值层面建立信任和分享意义。实际上，真相、知情也是一种权利，信任亦属一种价值契约和规范意义，因其对于公关实践的特殊重要性，故凸显之。一事实之维：真相互通、利益互惠对话范式于事实之维的核心主张，是促进真相互通和利益互惠。在“互通”“互惠”之前加上“促进”二字，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为组织与利益相关者的居间人，公关敦促双方一道了解事实、把握真相，共同确认事实与真相的解释框架。同时，公关并非主导利益生产和分配的管理手段，它更多地在推动
26、、激发利益相关者相遇、对话，进而建立和维护利益契约层面发挥作用。这就涉及如何确立公关的真相观和利益观问题。公关如何定义真相？如何理解利益？哲学史上有关真相的态度，大抵有三种：可知论、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此外，真相是否可知与知识、权力的占有程度也紧密相关，权威和精英往往掌握更多真相，而大众更容易被隔绝于真相之外。至于宗教哲学对真相问题的论争则更加复杂，譬如佛教认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而基督徒认为只有上帝才能洞彻真相。可见，真相的“真相”本身即是一个迷局。一事实之维：真相互通、利益互惠基于以上考察，公关对话范式秉持两种“真相观”：一是将真相的发现和确认视为一种责任，即公关必须对真相负责；二是将真
27、相的认识和理解视为一个对话过程，即多元主体在对话中共同把握真相。这两种观念，兼顾了真相作为客观事实和主观建构之物的双重属性。接下来再看公关的利益观。利益即可获得的好处，特别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如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同时，利益也包含顺和物性、宜行功用之意，因此也指涉正向、积极的机会、势能和局面。公关所面对的利益问题，首先是私利与公利的冲突。一方面，公关总是隶属或受雇于特定利益主体，为其谋求私利乃分内之事；另一方面，作为居间者和“边界扳手”，公关又必须捍卫公共利益。公、私之辩在中西方思想史中皆占有重要地位。这场持久的辩论大抵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各走极端，要么“大公无私”，要么“人不为己
28、天诛地灭”；二是采取折中方案，强调公私分明、各有所顾；三是自哈贝马斯始，“大公有私”的观念受到重视。“大公有私”的利益观，正与公关的居间者角色和事功精神相契。落实到公关领域，“大公有私”即遵循利益共同体原则，公私于对话中各得其所又互蒙其惠。一事实之维：真相互通、利益互惠除了公私平衡，公关应树立的另一种利益观涉及合法性问题。所谓合法性，不只是合乎法律规范，而且泛指程序、绩效和价值层面的有效性、合理性和正当性。此中，程序合法性是指规则、制度和过程的公平和正当，譬如合情、合理、合法地创造和分配利益；绩效合法性是指事功、效率、效益层面的成就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譬如经济增长、产业振兴、收入提高等；价值合法
29、性是指道义、精神、信仰层面的正当性，譬如顺应和倡扬公共精神、人性价值、以善治为旨归的政治意识形态等。以上三种合法性彼此关联、互相增益，任何一个遭到破坏，皆可能引发合法性危机。在缺少程序和价值合法性支撑的情况下，单一的绩效合法性已然不足以说服追求人与自然、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民众。公关是组织确立和巩固利益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这首先意味着公关不应损及利益生产和分配中的程序、绩效和价值合法性，譬如通过操纵舆论、虚报成就、干预程序和诱导社会情绪来谋利。而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公关理应在对话中强化组织的程序、绩效和价值合法性。充分对话、平等协商、有效参与、协同行动本身即是程序合法性的基本内容，也是绩效和价值合
30、法性的重要保障。二价值之维：建立信任、分享意义信任是构建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乃至人天关系和秩序的前提条件。为此，几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都介入了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如下几个主要视角：一是在道德论视角下，信任被理解为一种内在的道德观念，是基于人伦、情感和交往形成的一种“托付”。二是从经验论视角看，信任是一种基于既往知识、经验的一种心理定式和行为惯性。三是基于功能论视角，信任被归结为一种利益交换和社会资本。在对信任的理解上，道德论强调了人性和神性价值，经验论强调了心理定式、行为惯性和制度理性，功能论则更看重社会资本的创造和转化。而以融合的视角看，信任在功能层面意味着对利益、行为和制度的信
31、心，在价值或超越性层面意味着对人性、神性、伦理和理想的信念。对公关而言，信任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信任是对话得以发生、持续并产生结果的前提，是真正的交流的基础、理解的源泉。信任是尊重、关爱、诚实、担责、勇敢等多种价值要素的汇聚与凝结。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和互惠机制。二价值之维：建立信任、分享意义信任对于公关实践至关重要，但它并非公关所追求的全部意义。在公关对话范式与“事实价值”模型的构建中，我们反复强调意义问题，那么何为意义？意义在哪里？当我们追问某一事物、人生和文明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谈论什么？意义是难以定义的，终极意义甚至不可描述。但为了论证的需要，我们还是需要给出一些解释：意义是人给对象
32、事物赋予的价值、思想和道理；是人认为事物存在的理由、作用和价值；是人类以符号、象征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譬如意向、观念、情感、伦理、美感、灵韵和信仰，等等。综上可知，意义就是无用之用。而对人之为人来说，无用方为大用。在中世纪，王权和神权垄断了知识和意识形态，贵族和僧侣负责向社会产制和输出意义。二者相较，王权更在意世俗权利问题，而神权在意义生产方面更为强势和优胜。及至文艺复兴，意义的来源发生了重要转变。在随后两三个世纪，西方历史进入启蒙时期，传统社会过渡至现代社会，进而通过炮火、殖民、文化和宗教输出影响到更多国家。二价值之维：建立信任、分享意义启蒙运动引发了思想革命和科学革命，进而导致了资产阶级
33、的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但是，在疯狂的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进程中，工具理性日渐膨胀，关乎意义生产和创造的价值理性则受到贬抑。人类摆脱了先验理性和神性价值，但自己创造意义的努力并不成功，反而饱受物化、异化之苦。二战结束后，解放叙事和消费叙事登场。解放叙事造就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两个惶恐不安的世界阵营；消费叙事则将人们抛向市场，追逐漂浮不定的商品符号。冷战结束后，解放叙事退场，消费叙事则从西方走向世界。这又是一场意义消逝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现代性观念的批判者后现代思潮日趋兴盛。必须指出的是，在整体上把后现代归结为一种反抗、“戏弄”和虚无主义，既不准确，也不公平。后现代主义真正的敌人并
34、非现代性本身，而是它所滋生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造成了理想、伦理、象征、诗性和想象力的沦落。它们把世界文明变成了战场和商场，而不再是可以诗意栖居的神圣家园。二价值之维：建立信任、分享意义吉登斯认为后现代对现代性的颠覆存在堕入虚无主义的风险，因此与其颠覆还不如重建，即推动“简单现代性”向“高级现代性”转型升级。而培育对话民主和积极信任正是助力这场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哈贝马斯也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当务之急是重彰价值理性、节制工具理性，而非否定、解构一切。他给出了重建现代性的复合药方：重建生活世界，再造公共领域，确立主体间性，培育对话伦理，施行协商民主。上一章和本章多次论及，公关既是哈贝马斯批判和改造的对象，也是参与重建现代性和意义世界的重要力量。123简述并评价事实与价值“二分法”。P132-137举例检验公关对话范式的一级路径。P145-152理论联系实际论述公关对话范式的“事实价值”模型。P137-145
